在坚决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老同志退休，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同时，邓小平毫不迟疑地力主领导层要年轻化，并表现出了很大的决心。
    7月14日，邓小平同朝鲜副主席李钟玉谈话时指出， 要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来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
    10月24日他在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的谈话中，当日本朋友谈起老一代和年青一代领导人在年龄上和对问题看法上的差别时，邓小平更为干脆地说：年轻人思想开放，最支持改革。第二条，年轻人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总之，要年轻化，否则没有出路。
    11月3 日他同美籍华人陈省身谈起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实现年轻化的期限，他说：你三十几岁就成名，中国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就不能体现活力。只有中国将来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要花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
    几天后，即11月9 日在同中曾根康弘的谈话中他进一步作了具体设想：“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但还不能完成，设想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11〕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年轻化正是按照这样的时间表推进的。
    在思考和确立目标的同时，萦绕在邓小平脑海里的另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何着手。9月13 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12〕在邓小平看来，权力过分集中是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正在蓬勃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也为消除这一弊端，实现权力下放创造了条件。邓小平上述指示点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要害。
    从长远目标到近期目标到具体内容，既着眼于社会主义的长久发展又充分考虑当前的客观实际，显示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深思熟虑。如果把这个时期他的阐述与他1980年前后的有关阐述作个比较的话，可以看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这时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从而使我们党在重新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议事日程之时，拥有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1986年9月，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和关于目标、内容的设想，党中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织有关方面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专题研讨和论证工作。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论述，还在全国理论界引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讨论，讨论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建议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研讨小组在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一年后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方案，其主要内容写入了十三大报告。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列入议程，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十三大报告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三）
    确立了目标和内容，并不意味着改革从此可以顺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举足轻重，牵涉各方，十分敏感。它的每一项措施都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都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邓小平认为其难度超过了经济体制改革，将是长期的任务。他说，改革不仅这一代搞，下一代也要搞。在我有生之年要搞，比较年轻的同志也要搞，娃娃也要搞。
    对政治体制改革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充分估计，使得邓小平尽管感到政治体制改革极为迫切，却并没有头脑发热，急于求成。他在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的同时，还郑重地提出了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这成为他1986年末乃至以后一直到十三大这段时间里反复阐述和强调的一个重点。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1.既要坚决又要慎重。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的事业，不大胆探索、坚决试验是搞不成的。邓小平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另一方面，鉴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他强调“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13〕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许多谈话中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障碍还要大，风险还要大，可能引起的波动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相比的，波动更大，因而更复杂。因为中国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遇到实际就会碰到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因此他指出：“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14〕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照顾到我们的传统，要理顺各方面关系，不能太急，太急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坚持改革。
    2.要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
    当中国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的时候，苏联及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正涌动着改革的巨大浪潮，这不可能不对我们有所影响和触动，然而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是他不断深刻反思历史的结果。邓小平指出：“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15〕1986年9 月29日，他在会见雅鲁泽尔斯基的谈话中说：“即使在苏联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16〕1987年6月12日， 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又指出：“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17〕
    3.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能搞自由化。
    这也是邓小平一开始就明确了的原则。他在1986年9月13 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时的谈话中，在提出十三大时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蓝图的同时曾告诫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18〕然而有些人还是借政治体制改革之机，以推进民主化进程为幌子，主张全盘西化，并在1986年底掀动了一场学潮，干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正常进行。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表示了旗帜鲜明的立场和态度。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19〕
    4.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改革。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为了完善这个制度，因此，改革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这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和根本保证。针对自由化思潮中的错误言论和做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20〕他说，共产党的领导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作为佐证：“‘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21〕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实践证明，上述原则和方法是符合中国的实际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性的，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正确运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一片改革声中纷纷落马，陷入混乱甚至动乱。为什么唯独中国能不断纠正各种错误倾向，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朝着预定的目标稳步前进？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我们坚持了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原则方法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十余年来，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和十三大规划的蓝图，党和政府积极稳妥地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和进展。当然，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在这世纪之交，我们应该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开拓创新，争取政治体制改革的伟业早日实现。
    注释：
    〔1〕〔2〕〔3〕〔4〕〔5〕〔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160、164、176、177、177、178、179、174-175、179、177、229、177、229、178、241、178、240、242、200页。
    〔6〕伊文思著《邓小平传》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