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战时的紧急状态促使妇女可以进入各种行业，那么战争年代也是改变国民对事务看法的催化剂。”[21]美国社会中传统的妇女观认为妇女的位置和职责是在家里。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影响广泛且根深蒂固，甚至赋予了其政治和法律的意义。战争使成千上万的妇女就业，家庭也因此受到了冲击。“公众对妇女去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至少暂时地从直接的谴责到容忍的认可。”[22]决定这种改变的因素：一是战争的危急形势，二是妇女们在各行各业中的出色表现，三是广播、报纸、杂志的宣传。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官方和公众舆论一致看到妇女作为人力资源的具大潜力，战争人力委员会成立，其附属的妇女顾问委员会专门负责动员妇女参加工作。妇女应该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已成为当时美国人的共识。
    其次，妇女们的战时成绩使一些工厂，一些男人开始平等地对待她们。尽管性别歧视仍然限制着妇女们就业及成功的机会，但工作场所、劳动环境的变化确实使过去的性别歧视失去了其权威性，妇女们正是以其自身的实际行动来征服美国人们改变其传统的妇女观。
    广播、报纸、杂志在战时动员妇女为战争做贡献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它们也以其巨大的舆论力量来征服美国公民，特别是那些工作着的已婚妇女的丈夫们。如当时一幅动员妇女参加工作的广告画上写到：“我骄傲……我的丈夫让我去承担我的那份责任。”
    战争期间，人们的妇女观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但这种变化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对平等的妇女地位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呢？
    战争刚刚结束时，美国妇女就出现了大批失业者。伴随失业的出现，许多美国人认为妇女们返回家里的时刻来到了。一些观察家认为妻子和母亲继续工作将直接威胁社会制度的稳定。“如果说妇女因在战争年代承担了男人的工作，并在自己的国土上帮助军队在前线继续作战而受到表扬的话，那么她们却因为没有很好地养育儿子而受到批评”[23]。取代玛丽·埃德森的妇女部部长弗雷德·米勒评论说：“公众的意见已从过分地认同妇女能做任何事情的时代转向妇女们应该高高兴兴地放弃工作，回到她们最适合的地方--厨房这种观念上去了。”一些民意测验也表明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反对妇女参加工作。因此，战争尽管引起人们妇女观的某些变化，但传统的关于“妇女的位置”的观念并没有彻底改变。之所以如此，部分地“由于对战后经济衰退的恐惧”，“更主要的是由于对待妇女平等地参与经济世界的敌视观念的连续性。”[24]
    因此，战争对人们妇女观有所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无论如何，宣传鼓励妇女从事战争工作，使公众形象适合于战时形势，但并没有对社会现存的妇女观提出根本性的挑战。”[25]此外，“在平等工资、职业隔离、公共服务以及妇女领导的认同上缺乏巨大进步，也使人们就战争对妇女观的永久影响提出怀疑。”[26]战争期间，妇女们尽管受到了高工资的待遇，但依然存在工资上的不平等以及同工不能同酬的问题。1945年同1940年时一样，在制造业工作的妇女平均只能挣到男子工资的65%，而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的努力也只是缩小工资上的性别差异，但并不能消灭；即便是做同样的工作，妇女的薪水也常常比男子少。妇女们确实大批地进入重工业部门，但无论情况如何变化，雇主们都能很快地为某些工作可集中使用妇女，某些工作排斥妇女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许多战争工作不清楚地被雇主们标上了“妇女的”或“男子的”标签，至于较高的商业和政府职位，妇女们则就更难问津了。
    因此，二战中，人们的妇女观受到了冲击，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只是使妇女的公众形象适应于战时特征，而传统的妇女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以其文化上的滞后为特征，也表明了深深扎根的思想观念是很难在短时期内就能改变的。
    总之，尽管人们的妇女观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妇女们没有达到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尽管美国妇女的女性意识中还有许多滞后的表现，尽管“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不会简单地随着参加社会劳动而改变，因为经济不是决定她们社会地位的唯一因素，传统文化及其他的社会因素，亦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27]，但无论如何，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妇女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为妇女们长期就业趋势的社会化提供了有意义的杠杆作用，对已婚妇女就业的合理化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性别角色的整体架构，使性别不平等的价值观，现存社会秩序的永久性受到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说二战在美国妇女史中代表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
    注释：
    ①⑤[17][22][26]威廉·H.查夫：《二十世纪的美国妇女：变化的矛盾性》，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21、158、133、152页。
    ②富士谷笃子著，张萍译：《女性学入门》，中国妇女出版社，第144页。
    ③[19][20]参见《国际妇女研究论坛》1991，14-1／2。
    ④安杰拉·霍华德·索菲：《美国妇女史手册》1990年版，第70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2页。
    ⑦[21]卡多尔·卡尔金斯主编，王岱等译：《美国社会史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页。
    ⑧南希·沃洛克：《妇女和美国历程》，纽约1984年版，第461页。
    ⑨[12][23]埃文斯著，杨俊峰等译：《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259、265页。
    ⑩[14][16]《战争的洗礼--二战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和性别观念的》，波士顿1985年版，第179页。
    [11]克伯尔和德哈特：《现代美国，1920-1990--重新审视过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页。
    [13][15]伯金和诺顿：《美国妇女史》，波士顿1979年版，第350、353页。
    [18]贝利和肯尼迪：《美国精神》第2卷，莱克星顿1987年英文版，第338页。
    [24][25]利拉·J.鲁普：《为战争动员妇女：1939年-1945年美国和德国的宣传》，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74页。
    [27]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