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什维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与布尔什维克相伴而生但又彼此对立的派别之一。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后，孟什维克控制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四月危机后，为扶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与之妥协，成立了联合政府。从1917年5月初到7月末这段日子是孟什维克政治生命的顶峰，历史为其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然而，孟什维克未能把握住这一机会，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导致孟什维克如此命运固然有诸多原因，但其自身在联合政府中所奉行政策的失误是首要因素。
    一、战争与和平政策
    经历了世界大战后的俄国，革命后所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便是战争问题，四月危机也是由此引发的。孟什维克围绕战争问题曾形成护国派、国际派以及革命护国派等派别。
    护国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他还在侨居国外的时候就同社会革命党人的护国派接近。回到俄国后，他仍坚持护国立场，在《统一报》上不断发表此类言论。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参加英法等民主国家一方对德国作战，这是人类正义的事业，“应该为之奋不顾身地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一口气”。
    以波特列索夫、李伯尔、波格丹诺夫，以及库兹马·格沃兹杰夫、科洛科尔尼科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右翼，在工人中成员较多。以工人和知识分子“取消派”、工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及新闻界等中的一些人为主组成的波特列索夫集团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工联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和普列汉诺夫一样，他们也都是坚定的护国分子。在波特列索夫起草的一份护国派决议中指出，联合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国家，为此既要有一支“能抵御并打败侵略者的军队，使各国民主派盼望的民主的和平早日到来”，同时还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①a]
    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派人数不多，曾出版月刊《国际》和报纸《快报》。马尔托夫是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他的一个著名公式是：“要么革命吃掉战争，要么战争吃掉革命。”他主张，既不选择单独媾和以及同德国人亲近，也不选择“与盟国完全一致，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而是走第三条道路，即把俄国的参战减少到最低限度。他要求临时政府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盟国政府提出缔结民主和约问题，一俟它们拒绝，便与其中断关系。国际派尖锐批评多数派的政策，谴责苏维埃代表参加政府，责难苏维埃多数派不能有力行动，尽速实现和平。国际派属孟什维克“左派”，但马尔托夫并不属于孟什维克中极左的一翼。尽管苏汉诺夫认为自己是马尔托夫的信徒和崇拜者，他们之间还是存在分歧，苏汉诺夫竭力要把国际主义者更向“左”拉。七月事件后，就是从这一派中分化出了以尤·拉林为首的极左派，这一派转向了布尔什维克。
    控制着孟什维克多数，并在苏维埃中最有力量的是革命护国派，即以策列铁里、唐恩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齐赫泽为首的“中派集团”，被看作孟什维克的“中央”。这一派对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政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而在苏维埃中，也在全俄国起了决定性的而又可悲的作用。革命护国派主张，一方面要争取在民族自决基础上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的和平；另一方面和平尚未实现时则应保卫国家不受侵略。他们提出实现和平的两个途径：一是由联合临时政府公开声明，革命俄国放弃任何领土企图，并建议同盟国政府召集全体会议重新审视战争目的；二是由苏维埃筹备召开斯德哥尔摩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各国社会主义者在会上将通过民主和平总纲领，并在所有参战国开展旨在迫使本国政府迎合俄国革命要求的运动。事实证明这是根本行不通的，至少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
    首先是政府方面对结束战争，实现普遍公正和平并无诚意。第一届临时联合政府时期是孟什维克苏维埃在国家中影响的顶峰期，在联合政府成立当天发表的政府宣言中将孟什维克的和平原则明确体现为：“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中和全体人民一道拒绝任何关于单独媾和的想法，它公开提出自己的目的在于尽快达到不以统治其他民族，剥夺其国民财产，或用暴力占领别国领土为任务的普遍和平。即根据民族自决原则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②a]但同一宣言的另一条却是：临时政府确信，俄国及其盟国的失败不仅会是人民最大的灾难的根源，而且还将推迟根据上述原则缔结普遍和约或者使得缔结这种和约成为不可能，它坚决相信，俄国的革命军队不会容许德军击溃我们的西方盟国，然后用它的全部武力来攻击我们。巩固军队民主化原则、组织和巩固军队在防御或进攻时的战斗力，将是临时政府最重要的任务。“[③a]5月16日，新任外交部长捷列申科本着上述宣言精神给盟国政府发了照会，阐明联合政府的外交政策。孟什维克对政府发照会使得争取普遍民主和平运动不再只是党的事务，而且成为民主俄国的政策感到满意。而政府方面之所以这么做却是利用革命护国派的护国主张掩饰自己的战争政策，对盟国暗递秋波。正是基于孟什维克这种争取普遍民主和平运动的不现实性，且不妨碍政府的战争政策，政府才会表现出这种支持姿态。
    再看各国社会主义者对争取普遍民主和平运动的态度。从革命开始后的3月到5月期间，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社会主义党、工党代表来到彼得格勒，这些人有些已是本国政府的部长。他们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是自己国家在同德国战争中不失去俄国这个同盟者，不希望俄国因发生革命而与德国单独媾和，脱离协约国。二是争取和平运动不能妨碍自己国家的利益。他们提出战争是由德国人的侵略扩张引起的，德国是肇事者，必须受到惩罚。不割地不应意味着德国可以将掠占地区占为己有。法国要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入法国，如果和平条件中不包括这一地区的解放，法国人不会响应和平运动；不要求赔款不应意味着放弃赔偿损失，作为战争罪魁的德国及其盟国应负担赔偿。总之，西欧社会主义者认为要摆脱德国军国主义者，必须从军事上消灭德国，这就要与本国政府合作以保证军事上胜利击溃德国。这同孟什维克苏维埃存在着根本性分歧。
    孟什维克认为战争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势力角逐引发的，属两个军事集团间的问题。西欧一些政府与德国帝国主义并无本质区别。他们认为过于强调战争的直接责任不利于团结社会主义多数。因此主张既无战胜者也无战败者的观点。而为了争取和平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中断与帝国主义政府的合作关系，并动员整个社会反对政府。苏维埃的立足点是想说服盟国社会主义者主动放弃与本国政府合作后，再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提出同样要求。英法比社会主义者则宣称，德国社会主义者不拒绝与帝国主义政府的联系，自己的党不能首先放弃与本国政府合作。在西欧社会主义者眼里，普遍和平运动不可能对取决于战场的战争命运有任何程度的影响，他们不相信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实际收效。法国认为参加一下也无妨。英国提出在会议不通过任何让参加者负责任的决议的前提下可以参加。比利时提出，若想让比方代表参加就不要邀请德国社会主义代表。由此可见，和平运动想达到预期目的之艰难。
    孟什维克仍然继续努力。5月8日执委会正式倡议召开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给各国发去电报，并设立了执委会下属的特别委员会，派出代表前往斯德哥尔摩筹备会议工作。在苏维埃各派中均享有极大的道德和政治威望的阿克雪里罗德作为孟什维克党在国外的全权代表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执委会领导小组确定会议日程为三项：战争与国际，和平条件与国际及争取和平手段，并确定三个问题的报告人分别为阿克雪里罗德、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由于会议日程有意识回避了战争和国际瓦解的责任问题，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到当前共同行动计划上，阿克雪里罗德与策列铁里等人产生严重分歧。阿克雪里罗德坚持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包括盟国在内的社会主义者对国际瓦解所负责任问题，结果双方未能达成妥协。阿克雪克罗德放弃作为苏维埃委任的代表，决定以一个孟什维克的身份（社会民主党代表）参加大会。因为后者不要求绝对服从某项指示。鉴于英法坚持大会只应具有协商性质，不能让他们的党承担外部强加的义务，阿克雪里罗德建议大会只通过一般性决定，至于在自己国家如何实施由各党自行决定。
    在同英法等国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6月2日，执委会通过了给各国社会主义党和中央工联的呼吁书，呼吁书说，民主派及工兵代表苏维埃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的是”民族权利自治基础上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为实现这一和平，工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倡议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代表之间取消与帝国主义政府的”民族团结“政策，并就斗争途径与方式达成妥协。会议地点定在斯德哥尔摩，时间为1917年6月28日-7月8日。苏维埃这一举动遭到英法比代表的集体书面抗议后，执委会回信劝说无效，6月4日决定延期到8月15日召开。英法又提出不能早于8月末，苏维埃又延期到9月9日，并在此时派出代表团到英法比等国游说，且做了很大让步，甚至提出社会主义者可以不放弃与本国政府合作，先参加大会等。但后来又因西欧政府不给代表发签证，大会不了了之。
    革命护国派为争取普遍民主和平运动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而在当时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人民热切渴望的和平愿望也无法得到满足。更令民众难以容忍的是政府为配合西线盟军行动而在俄国前线发动6月进攻，且遭致惨败。而社会主义部长还在为其辩护说：“我们认为克伦斯基同志采取的措施会加强革命事业，并为我们达到国际关系和普遍和平方面的目的铺平道路。”[①b]此时孟什维克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宣传诱惑力丧失殆尽。
    二、孟什维克的工业及财政政策
    二月革命时期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困难便是经济状况，这严重影响到居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工业因交通破坏、缺乏燃料和原材料而得不到发展，从而无力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为前线征兵导致城乡劳动力不足，日用品生产几乎完全停止。粮食产品也和纺织及农业用具一样越来越少。价格则与日俱涨。革命前就不断发生工人罢工、游行示威以至工人阶级起义反对不可忍受的劳动条件及政权的专横的斗争。
    推翻专制制度后，工人一部分继续罢工，一部分回到工厂，自发地开始恢复工厂新秩序。显然，在革命后的俄国，再让工人回复到从前那样的劳动条件是不可能的了。早在3月，彼得格勒苏维埃便同彼得格勒工厂协会商谈能够安抚工人新的劳动条件，双方就此达成两项妥协。一是在全国各工厂有关日常工作日法规出台前实行8小时工作制，计划工资额提高1／2-1倍。在多数工业中心，企业主与地方苏维埃都签了类似协议，在企业主动摇或拒签的地方，工人则自行实行。二是企业主承认工人自发建立的组织--工厂委员会。革命前工人阶级被剥夺了一切组织，大战爆发前沙皇政府竭力迫害的职业联盟或终止活动，或者转入非法活动。工厂内沙皇时期建立的工人领班制本应是代表工人说话的，但被剥夺了任何实际权利。企业主的独裁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大型企业则军事化，工人常因一个小小的过失就可能被交给军队长官将其发配前线。这种制度引起工人极大不满，工人和企业主的关系异常尖锐。在革命的最初日子里，工人中积聚的仇恨造成一系列破坏事件。工人把不受欢迎的行政人员、工程师、匠师赶出工厂，有时甚至杀死他们。孟什维克领导苏维埃努力恢复职业联盟，试图借助于有觉悟的工人的帮助消除这类事件。但建立正常生产秩序非常困难，工人在旧制度下的完全无地位诱发革命后工人希望自己进入工厂管理行政机构的趋势，而孟什维克则试图将这一运动引向西欧工人运动实践已确立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