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马迁确立了孔子“至圣”的地位
    司马迁打破了前人写史体例，独创纪传体。在“三十世家”中，传写历代王侯公卿，破格将无爵无位的孔子提到世家之列。这种作法实在惊世骇俗，二千多年各朝正史唯此一家而已，足见太史公对孔子的推崇了。
    从战国到司马迁之时，孔子的地位并没有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来，孔门徒众所提出的孔子圣贤说并不为人们所接受，董仲舒借助政治的力量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也并未独尊，黄老思想与儒学的较量时常反复，汉人仍以儒、墨和儒、道并称，孔子学说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司马迁却以超凡的眼光，排除道、墨各家，独升孔子为世家，降老子、墨翟为列传。孔子与诸子的高下之分从此确立，自是以后，再未改变过，功在司马迁。
    司马迁不仅在《孔子世家》中抬高孔子，即便是列国世家的事件与孔子本无关系，也往往写上“是岁孔子相鲁”或“孔子卒”等语，把孔子重要的生平经历贯穿于整个《史记》之中，并且随处引用孔子的话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和品评人物的标准或借以抒发感慨。如《酷吏列传》首引孔子语：“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滑稽列传》首引孔子语：“六艺于治一也。……”；《李将军列传》引《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田叔列传》尾引孔子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整个《伯夷列传》基本上都是以孔子的语言加以引伸发挥而成的，与其说是为伯夷作传，还不如说是借伯夷的行为与遭遇来印证孔子的言论，抬高孔子的地位，为孔子的影响做“广告”。这正是司马迁史笔杰出之处。
    《孔子世家》最精彩，最能表现司马迁情感的，还是传后的赞语：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惟此八字，囊括了司马迁对圣人孔子深邃之思想、超世之人品的无限崇敬和仰慕之情。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怆然孤寂之意，比孟轲、荀况空洞的议论和董氏不着边际的神化方式更具有说服力。以情感的激荡震动后人的心弦，引起共鸣，以“可谓至圣矣”为结笔，顺理成章，言尽而意不绝。王治皞《史记榷参》卷三上评曰：“太史公虽未深知孔子之道，而能尊孔子于黄老纷纭之日，其识盖卓矣。昌黎之前，知尊孔子，此其首也。”实为至言。
    三推崇孔子与先黄老后六经的矛盾
    班固父子肯定司马迁的“良史之才”，却责备他“是非颇谬于圣人”，理由是司马迁不该“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⑩，班氏父子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论六家之要指》的文字，后代研究者出于维护司马迁的愿望，极力辩解《论六家之要指》只能代表其父司马谈个人的观点。与司马迁无关，其实这是不能服人的。无庸讳言，《要指》正体现了司马迁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
    司马迁对老子的道德学说是十分赞赏的，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这与《论六家之要指》所言：“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同出一辙。称说庄子归于自然，申子的名实之论，韩非的法制理论，“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11）《史记》中两次出现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孔子世家》言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使用了不太肯定的猜测语气，并言孔子临行之前，老子以长者的身份赠之以言；在老子本传里又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语气完全是肯定的，事后孔子称赞老子为乘风云而上的“龙”，那神情一定是毕恭毕敬的。从而表明老子、孔子二人虽各创学派，却似乎有着微妙的师承关系，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所以司马迁对后世儒、道两派相攻，大不以为然：“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12）进一步肯定“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13）是超越儒家教义的。
    既然司马迁推重黄老之术，对儒学时有微辞，那么是否说明他贬低孔子，与他推孔子为“至圣”相矛盾呢？其实，并不矛盾。如果以叙述老子和孔子的措辞对比来看，司马迁更倾向于孔子，所以他只称老子为“隐君子”，而称孔子为“至圣”，在人格、人品上，老子是无法与孔子相提并论的。但是，对于老子和孔子的后学们所形成的两大自然流派--道家和儒家来说，司马迁本着哲学家的精神，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便是肯定道家，实际上这与反对当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是分不开的。司马迁父子看到了诸子百家的利与弊，肯定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4）指出“儒者博闻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15）。司马迁所批评的不是孔子的“六经”本身，而是孔子的后学们对“六经”的解释太多太烦琐，使人们“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16）不然，司马迁将自己的《史记》比作孔子的《春秋》就无法解释了。司马迁认为道家之术在于“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由此可见，司马迁父子所言的道家要指已不是老子学说的原本了，而是汉初以来逐渐形成的综合各家之长、集诸子之大成的简易而适用、变化而易掌握的新道家。
    故司马迁先黄老并不是独尊老子，后“六经”更不是贬低孔子，这正是司马迁博大精深之所在，岂可一言以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