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西南丝绸之路的学者，为要证明中国西南与印度早有交通往来，经常使用的论据即《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中一节文字：“（永昌）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永昌，一般认为即今云南保山一带，其地既有“身毒之民”，当然与印度关系密切，或以为这些人即是来永昌通商的印度侨民。
    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先要弄清这里所说的“身毒之民”到底指什么？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总叙》：“武帝使张骞至大夏国，见邛竹、蜀布，问所从来，曰：‘吾贾人从身毒国得之。’身毒国，蜀之西界，今永昌是也。”看来，他对身毒国的概念不清楚，而且对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知识所知甚少，这对于一个专门史学著述家是难以理解的。因而现代学者或以为“永昌”后脱“徼外”二字（注：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15页；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补加后即成：“身毒国，蜀之西界，今永昌徼外是也。”句子既能读通，也合乎情理。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常璩当日未必如此疏忽，本意恐亦非如此，应另有说。按《慧琳音义》卷八十一注释“牂柯”一词，有云：“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巂、不喜、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按即哀牢夷，“玉”与“夷”通假），汉朝始慕化，后改身毒国，隋王之称也。”原来，“身毒国”是哀牢夷后来改称的国号，其居地即在永昌，此或即常璩将张骞所说之身毒与永昌混为一谈的原因。“隋王之称”一句中，“隋”当为“随”字之误，是哀牢夷某代国王名“身毒”，故国亦随王改称身毒。此种做法在哀牢并非首创。《后汉书·西南夷传》注引杨终《哀牢传》：“（哀牢始祖）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耦代。桑耦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扈栗，《后汉书》作贤栗，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十三年（47年）前后在位，如果以二十年为一代，上溯四代至哀牢，当公元前一世纪后期，“哀牢夷”之得名显然系因其酋长取名“哀牢”的缘故（注：《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沙壹，居于牢山。”《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以“牢山”为“哀牢山”，曰：“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妇人，名曰沙壹，依哀牢山下居。”则哀牢之得名似因哀牢先民居于哀牢山的缘故。今人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以杨终《哀牢传》中所说的禁高以下第四代王“哀牢”系因其父祀哀牢山而得子，故以哀牢为名。今甚可疑者，倘若哀牢夷之得名确如常璩所言，系因该山为哀牢夷之民族发祥地，那么《史记》及《汉书》“西南夷传”中应该有所反映，可惜没有。说明那个时代还没有“哀牢夷”之名。东汉明帝时杨终的《哀牢传》始见其名。今据哀牢王世系，以“哀牢”命名的酋长当公元前一世纪后期，已近西汉末年，大概从这时起，它才与中原联系，而对外打出的国号即以酋长的名字“哀牢”应之，则哀牢之得名以“随王之称”的说法最为近是。这种传统影响后世，哀牢之再改名“身毒”，或即其延续。）。至于它何时改称身毒，史无明载，但以《慧琳音义》的行文逻辑（古号哀牢玉，汉朝始慕化，后改身毒国）来分析，总在“汉朝”之后。《唐会要》曾引《南中八郡志》：“永昌，古哀牢国。传闻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骠国，君臣父子，长幼有序，然无见史传者。”按南中原为七郡，西晋太安二年（303年）置晋宁郡，与前七郡合为八郡。顾《南中八郡志》之书名，当写于晋太安二年之后（注：参阅方国瑜上引书第31-32页。），是西晋中后期哀牢夷并未改名；而《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年），常璩此时已称哀牢夷所在的永昌为身毒，则改名亦必在这之前。前后限定，哀牢夷之称身毒国或在两晋之交。
    诚如是，则《华阳国志》所谓永昌郡有身毒之民，该句中的“身毒”不过是哀牢夷的代称，绝非指印度；而常璩将“身毒”与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这些西南夷中的族名并列，显然是把“身毒”（亦即哀牢）作为西南夷中的一支来提的。按永昌之设郡在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分益州置（注：《后汉书·地理志》。），地域十发辽阔，汉时西南夷的各民族，相当一部分在永昌境内，哀牢不过其中之一，因而才与闽濮、鸠僚等并列之；而哀牢在常璩撰书时既已改称身毒，那么言哀牢夷便以“身毒之民”当之，不过变通一下写法而已。此顺理成章之事，应无疑惑。而且，哀牢改称身毒的时候，已是两晋之交，去汉遥远，以此印证汉时，甚至是西汉初年的中印交通，也失去了应有的针对性，作为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三
    西南丝绸之路，按照通常的解释，系由四川西南经云南、缅甸而入印度阿萨姆邦，不少学者在论述这条路线的走向的时候，引用《高僧传·慧叡传》以说明之：
    释慧叡，冀州人，少出家，执节清峻，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
    引用者将文中“经行蜀之西界”与“乃至南天竺界”联系起来，以为慧叡西行求法必循滇湎道。袁嘉谷在《卧雪堂集》卷二二《滇南释教论》中说：“由蜀通竺，非滇即藏，可断言也。晋慧叡从蜀之西界至南天竺，法献以元徽二年游巴蜀，道经芮芮……唐玄照取道吐蕃，在印十一年……皆由蜀川牂柯道西游者。夫牂柯为蜀、滇、黔交界之处，由此入竺，非滇莫属。”梁启超亦云：“《求法传》言五百年前有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柯道而出，注云‘蜀川至此五百余驿’，计当时由云南经缅甸入印也。《慧叡传》称‘叡由蜀西界至南天竺’，所遵当即此路。果尔，则此为东晋时一孔道矣。”（注：梁启超：《中国与印度之交通》，《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2-133页。）
    此说非是。袁嘉谷和任公先生均将《慧叡传》中“蜀之西界”概念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