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主义思潮在留日学生中逐步高涨，为中国同盟会提出民族主义纲领做了思想准备
    尽管梁启超对民族主义问题谈得越来越少了，但近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中，帝国主义侵略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直是最主要的矛盾，因而民族主义思潮一定会在中国民众中高涨起来，这是任何力量都遏制不住的。作为一种思潮，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需要有一定学理的支持，特别是要能吸取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中的某些思想资料，因此它在作为向国内输入西方学理桥梁的中国留日学生中首先广泛传播开来，是毫不令人奇怪的。
    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在甲午战争后才开始。那时，中国派驻日本的使馆在外交交涉中需用日本文字，就从国内招募少量使馆学生。“东京中国使署，特辟学堂，为教授翻译人材之用。”（注：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1页。）这是日本有中国留学生的发端。1898年，湖北、江苏、浙江、直隶等省开始派遣学生到日本学校学习，共六七十人。1900年，留日学生开始超过100人。到1902年，东渡留日的学生人数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据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第3期刊载的《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和《壬寅卒业诸君题名》，单以留日浙籍学生来说，在1898年抵日的为11人，1899年为7人，1900年只有3人，1901年有12人，而到1902年陡增到86人（如以农历壬寅年计算则为91人）（注：《浙江潮》第3期，“附录”，1903年4月，第1-11页。），可见这一年留日学生人数增加幅度之大。此后的不少著名革命活动家，如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何香凝、鲁迅（周树人）、杨毓麟（笃生）、李书城等，都是1902年到达日本留学的。1903年，留日学生不仅人数继续增加，更引人注目的是：各省留学生创办的宣传新思想的刊物纷纷出版，截至这年春天已有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等。
    这些新到日本的留学生中，大力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要先提到湖南学生杨毓麟。他在1902年和1903年之交所写的《新湖南》这本小册子中，把自己学得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归结为两点：一个是民族建国主义，一个是个人权利主义。对民族建国主义，他这样解释：“民族建国主义何由起？起于罗马之末。凡种族不同、言语不同、习惯不同、宗教不同之民，皆必有特别之性质。有特别之性质，则必有特别之思想。”“异者相离，同者相即，集合之力愈庞大而坚实，则与异种相冲突相抵抗之力亦愈牢固而强韧。非此，则异类之民族将利用吾乖散暌隔之势，以快其攫搏援噬之心，此民族主义所以寝昌寝炽也。”他分析当今世界的大局是“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彼族以东亚为二十世纪工商业竞争之中心点，欲反客而为主，目营而心醉之也久矣。”这些分析是同梁启超相近的。但他接着就猛烈抨击清朝政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现在正以清朝政府作为控制中国的工具。他写道：“然而其（注：指帝国主义列强）手段愈高，其方法愈巧，其议论愈精，其规画愈细，于是以扶植满洲政府，为兼弱攻昧之秘藏，以开放中国门户，为断腰绝膂之妙术，满洲政府为之伥，而列强为之虎，满洲政府为之囮，而列国为之罗。”（注：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王忍之、张相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22、623、625、626、631、632页。）并且竭力地歌颂和赞美流血破坏。这些又和梁启超不同，而有着明显的革命倾向。
    那些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中，宣传世界大势、鼓吹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言论，几乎每期都有。由浙江留日学生在1903年2月17日创办的《浙江潮》第1期的社说《国魂篇》中说：“吾今言陶铸国魂之法，所当豫备者有三事：其一曰察世界之大势，其二曰察今日世界之关系于中国奚若，其三曰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他们认为当今世界大势正处在帝国主义的时代，而帝国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的，他们也把它称为民族帝国主义。
    《国魂篇》还从经济上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写道：“帝国主义者，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之风潮则其母也。”（注：《浙江潮》第1期，“社说”，1903年2月，第12、13页。）这种认识，比梁启超又深入了一步。
    既然今天的世界是处在各民族“生存竞争”的时代，既然西方列强的扩张是以民族主义为动力而今天的中国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怎样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才能把祖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来？在留日学生这些刊物上，不少人提出的主张是要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的国家。
    《浙江潮》第1期和第2期，在“论说”栏中连载余一的《民族主义论》。这是一篇系统地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这样系统的论述在以前还没有过，可见民族主义问题已越来越受到留日学生的重视，甚至把它看做一个民族处在竞争世界中求得自存的根本所在。这篇论文一开始就描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有一个正在席卷世界的大怪物，那就是民族主义。“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什么是民族主义？文章下了一个定义：“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它认为，这样才能“对外而有界，对内而有群。”这是当时许多人对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的理解。
    文章展开地论述道：“凡立于一国之下，而与国家关系休戚者，则曰国民；立于一国下，而与国无关系休戚者，则曰奴隶。有国之民存，无国之民亡；有国民之国存，无国民之国亡。”“而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也，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盖必其族同也，夫然后其国可以立，可以固，不然则否。”文章特别举出德、意两国的历史来作为证明：“德意志之未建联邦也，各邦无所统一，群侮纷来，岌岌乎危哉，然其一战而霸，名振天下者则何以为之也？曰民族主义。伊大利之未建新国也，过罗马之故都，则禾麦离离，有不伤心者乎，然而三杰出，一统成，至今伟然成一强国者，则何以为之也？曰民族主义。”（注：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1期，“论说”，1903年2月，第1、2、3、4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所受的直接影响，更多地来自19世纪下半叶德、意两国统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
    余一的文章还认为，民族主义才是欧美列强立国之本，学习西方如果不抓住这个根本，就将是舍本逐末，一切都将落空。他写道：“今日欧美之政治、教育、制度、军事，有所谓立宪政治者，有所谓国民教育者，有所谓自治制度者，有所谓国民皆兵者，苟行之于非民族的国家则一步不能行，一事不能举。浅见之徒掇拾其一二新说，以矜矜自得，而不知本源之所在，耗矣哀哉！”（注：余一：《民族主义论》（续），《浙江潮》第2期，“论说”，1903年3月，第16、17页。）
    留学日本后归国的四川青年邹容，写出了风靡一时的著作《革命军》。这部著作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占着突出的地位。这不仅由于它以通俗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宣传革命思想，易于为人们接受；更重要的，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宣传民主共和国的著作。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同时期其他著作难以比拟的。
    在《革命军》中同样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邹容响亮地喊出：“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他写道：“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亦人种发生历史之一大原因也。”（注《邹容文集》，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编印出版，第57、65页。）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传统的宗法思想同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杂糅而成的，而其中“必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的主张明显地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他还把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集中到“反满”这一点上来，从学理、历史、现状多方面进行论证，鼓动人们起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
    从前面这个简单的叙述中可以看出，20世纪最初几年，也就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夜，民族主义思潮已开始广泛传播，并且同革命要求逐渐结合起来。因此，当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倡导民族主义，把它置于三民主义学说的第一项，很快为众多人们所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当时中华民族正面对极端深重民族危机这一客观现实所决定的，也由于在这以前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已有了相当广泛的酝酿和准备，人们对它已并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