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一八九○年-一九六九年），江西修水人，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史学家。作为一位学人，他并非一个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者，从来也没有拒绝或者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主张输入外来文化，以补救中国文化的缺失。只是如何输入外来文化，他同国内一些新潮学人见解大相径庭……深邃的学术眼光，以及卓越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陈寅恪先生，是我国20世纪一位重要的史学家。对他的一生，我觉得可以用这样十二个字来概括：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
    我觉得陈先生的文化主流是儒家思想。当初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有三位名教授，一位是冯友兰先生，一位是汤用彤先生，一位是陈寅恪先生，对于他们三位，当时就有儒、释、道三种说法。冯先生是大胡子，人称“冯老道”，代表道教；汤先生是研究佛学的，是代表释教的；陈先生就是儒生，代表儒教，故时人用儒、释、道三字来代表这三位教授。这种说法，在当时固然是开玩笑，但现在看起来也有一些道理。
    陈先生代表儒家，他的主体思想是儒家的。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想还是用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思想是介于湘乡南皮之间。湘乡指曾国藩，曾国藩的思想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孔孟之道，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陈先生说他的思想介于湘乡南皮之间，可见他对曾国藩的敬仰。南皮指张之洞，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也是陈先生钦佩之人。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是以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这一点，我还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小事来加以说明。有一位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讲过这么一件小事：王静安先生遗体入殓时，清华一些老师与学生都去了，对王先生遗体三鞠躬以敬礼。不久，陈寅恪先生来了，他穿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是三叩头，这是封建文化、封建传统的很典型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个例子。陈先生在国学研究院时，有一些陈先生的学生到上海陈先生家中去谒见散原老人（陈先生的父亲），散原老人与这帮学生谈话，散原老人坐着，这帮学生也坐着，而陈先生是站在旁边的，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接着前面“湘乡南皮之间”说，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是讲船坚炮利，指西方的声光电化，而陈先生对西方之学的认识，比张之洞要高得多。关于此点，我们从陈先生留学时期与吴宓的谈话（据《吴宓日记》）中看出，如陈先生对照中、西方哲学，认为西方哲学比东方哲学高明，更有思辨性，所以，陈先生对西方的文史之学有很深刻的认识。陈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现在什么方面呢？一方面表现在学术自由。陈先生送北大学生的诗，季羡林先生已引其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其二是这样说的，“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说天生我这么一位狷介的儒生，我念书不是为别人，是为了我自己，我根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研究。然后又对北大学生讲，“平生所学宁堪赠”，我平生所学没有什么值得告诉你们的，最后一句，“独此区区是秘方”，意思是只有这区区的一点是我的秘方。秘方是什么呢？就是“读书不肯为人忙”，就是强调读书一定要独立，独立思考，并有独立之思想，不为别人希望的某种实用主义左右而读书。对学术自由，陈先生是一直坚持下来的，直到解放后写《柳如是别传》，我觉得这一点是陈先生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一个方面。
    第二讲陈先生的诗人气质。陈先生诗人气质是十分浓厚的。陈先生的父亲是大诗人，陈先生的母亲俞夫人，也有诗集传世。他的舅舅俞明震，也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有名的诗人。所以，陈先生的家世是一个诗人的家世，他从小受到作诗的训练，受到了诗的熏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觉得陈先生的诗人气质还表现为多愁善感。这是老话了，诗人都多愁善感，陈先生也是这样的。善感，陈先生是一个有丰富感情的人，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中表现出感情非常丰富、非常深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多愁呢，李坚先生讲陈先生诗中体现的悲观主义，讲得十分细致。陈先生确实有悲观主义，这与他后半生的经历有关：抗战时期避难来到南方，已经流离颠沛；后来香港沦陷，又流离颠沛；然后回北京，北方又解放了。这几件事不能等量齐观，但都使他产生一种流离颠沛的感觉，因而出现害怕战争、躲避战争的想法，加上陈先生晚年眼病，经过三十年逐渐加深并最终失明，复又腿部受伤，卧床不起，这切身的折磨使他感到悲观，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由诗人气质我联想到陈先生很喜欢对联。他常以对联这一形式来开玩笑。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聚会，他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意思是康南海（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而这帮学生为梁启超的学生，所以这帮学生也就成为了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下联是“大清天子同学门人”，意思是王国维先生是南书房行走，在某种意义上是宣统的师傅，你们呢，就是宣统的师傅的弟子，与大清天子是同学啦！可见，陈寅恪先生对联语很感兴趣，而且有一挥而就的才能。
    大家都知道，陈先生出过中文题，一题目为“孙行者”，据说考试时，有学生对为“胡适之”，这个学生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先生。我问过周祖谟先生，他说确实如此，不过后来与胡适先生见面时，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他。除此事外，那一年研究生的中文考试卷中也有一个对联：“墨西哥”，据说也没有人对出来，这是听北大西语系英语教授赵萝蕤先生说的。
    第三点我想谈的就是陈先生的史家学术。我的体会是，陈先生的学术是很广泛的，博大精深，但归根到底是史家，即陈先生的研究重点在历史。虽然陈先生精通多种语言，研究佛经，受西方文化影响，又对中国古典文献也非常熟悉。总而言之，他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来研究历史。陈先生的历史之学归根到底得益于什么？陈先生脑子非常灵敏、敏锐，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可以看到。陈先生的思想含有辩证因素，即对立统一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的思想、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思想。在许多浑浑沌沌之中，他能很快找出重点，能因小见大，而这些思想、方法与辩证法有关。比如说，他讲唐朝的政治，把中央的政治与少数民族的情况联系起来，把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东西联在一起，陈先生的论文很多属于这一类。我们从中看不到的关系、因果和联系，陈先生却能发现。又如，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陈先生从这篇文学作品联想到魏晋时期堡坞的情况。还有，讲唐朝制度的来源，陈先生能找出众多来源中的重点，加以分析。
    从《柳如是别传》就更进一步看到陈先生写书时的确非常投入，设身处地，把自己搁在钱谦益与柳如是当时的环境之中。这部书与陈先生过去的著作有很大的不同，里面有很多地方表现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如用偈语、律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与历史人物浑然融为一体。这种作法，是陈先生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