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独立工党”的斗争策略是机会主义的。它反对革命，迷恋议会斗争。为了参加1895年的议会竞选，“独立工党”不遗余力，共推出凯尔·哈第、拉姆赛·麦克唐纳等28名候选人，耗资9千镑， 但竞选结果一败涂地，全部落选。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凯尔·哈第等领导人玩弄手段，居然与资产阶级自由党沆瀣一气。对于“独立工党”的领袖们想进入议会而参加竞选，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们决不应沉迷议会选举，迷恋议会斗争，更不可本末倒置，出卖原则。他们把求得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摆在首位，其次才依靠工人自己的选票。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是工人的候选人，而变成为资产阶级的候选人了；他们就不再是依靠自己的工人的政党，而是成为自由党的附庸了；他们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所谓“土地和资本社会化”，就成为自欺欺人、欺世盗名的卑鄙龌龊伎俩了。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独立工党’也就是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党。说公道话，这个党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37〕
    “独立工党”于1900年 2月27日倡导建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代表来自共有会员353070人的41个工会，7个各业理事会， 以及号称有会员22861人的社会主义团体。“工人代表委员会”由7名工人代表，两名“独立工党”的代表，两名“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和一名“费边社”的代表组成。“独立工党”的拉姆赛·麦克唐纳担任总书记。“工人代表委员会”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参加议会选举，争取在议会中有工人的代表。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独立工党”就成为“工党”的集体党员，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实际上“工党”并不是一个政党，而是各种工人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上层的联合。凯尔·哈第在论及“独立工党”在“工党”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洋洋自得地说：“这正如蒸汽机对于机器那样，动力使一切保持运转。”〔38〕但是，无论作为“动力”的“独立工党”，或是作为“机器”的“工党”，在资产阶级自由党执政的年代里，都只能在“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轨道上“运转”，成为自由党的附庸。“独立工党”与“工党”，不论谁是“动力”或“机器”，不论谁领导谁，都是同一个鼻孔出气的。虽然这些党的基本群众是工人，但它们都是机会主义政党。列宁指出：“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革命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动的最坏的反革命分子。”〔39〕
    三
    “独立工党”成为机会主义政党决非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独立工党”的领导权操纵在机会主义者的手中。列宁指出：“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40〕领导“独立工党”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冒牌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执行一条拒绝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拒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而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从而使“独立工党”成为机会主义的政党。
    当“独立工党”刚刚建立时，恩格斯在1893年1月18 日就指出：“最近几年，社会主义已深入到工业地区的群众中去，而且我指望这些群众能管住自己的领导人。”〔41〕但是，恩格斯的指望又落落空了。“独立工党”内的群众管不住自己的领导人，而且还遭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和谬论的毒害。
    凯尔·哈第是“独立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出生于一个木工家庭，10岁就到矿井里当童工。年轻的哈第很早就成为兰开夏和埃尔郡矿工的领导人物。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在英国重视，他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上明确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1892～1895年，哈第当选为国会议员。与资产阶级议员不同，他总是头戴布帽，以显示工人的特征。但是，光靠这种打扮却无济于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的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他在政治上的致命伤是顽固地拒绝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英国的国情。他反对剥夺者，主张通过逐步掌握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由组织在工联里的工人进行分配，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实际上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政策。哈第在“独立工党”的机关报《工人领袖》声言：社会主义不是“阶级冲突”，而是“明智的资本家”和“明智的工人”共同“渴望实现”的理想。因为“劳资双方均可获益”。“社会主义不是对一个阶级宣战，而是向一种制度作战。”“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凭借某种暴力才能建立的看法，绝对不是真理”。他甚至信口雌黄地说：凭借“暴力”进行社会革命属于“卑劣动机”，只有依靠“社会舆论”进行的社会改革，才具有“社会良心”，才能“发挥重大作用”〔42〕。可见，哈第的政治观念基本上是费边社会主义的，亦即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
    拉姆赛·麦克唐纳是“独立工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原是苏格兰的小学教师，伦敦记者，自由党分子。1885年他参加“社会民主联盟”，同时又加入“费边社”。他在1892年的议会竞选中，到处进行巡回演说，宣扬费边主义政治观点。1894年，“独立工党”让他入党，引狼入室，使他平步青云，夺取了该党的领导权。他反对把“独立工党”建成社会主义政党，而竭力向它灌输费边主义，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1900年，他由“独立工党”提名为“工人代表委员会”总书记。
    麦克唐纳是“独立工党”和“工党”的“理论家”，狂热的机会主义者，工人运动中新的职业政客。他风度翩翩，气宇轩昂，以其夸夸其谈，花言巧语的演说哗众取宠。他的理论体系是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费边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他把社会看成是类似动物的有机体的一种有机结构，国家或社会的生产如同生物机体内部各种器官职能一样，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不能自相矛盾，必须永远协调一致。为了保护“社会有机体”，不能损害它的一根毫毛，所以他主张社会改良，阶级合作，反对革命。他在《社会主义与社会》一书中胡诌：工会运动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进行阶级斗争是毫无结果的。“我拒绝粗鄙的阶级斗争观念。”因为“社会主义的动力不是斗争，而是依靠想象的智慧和道德观念来排斥斗争。”社会主义的口号是社会意识，而不是阶级意识。“社会主义标志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崛起”〔43〕。他在《社会主义与政府》一书中又喋喋不休地胡说：“社会有机体”的器官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工会、雇主联合会、教师联合会等等，而“国家只是社会的器官之一，所有的器官组合起来才能成为社会有机体”。“社会主义再好不过的定义，就是国家为社会建立适当的营养制度的社会组织阶段；而民主政府，就是这种变革正在实现的标志。”〔44〕可见，麦克唐纳的政治观念不仅是费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且简直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麦克唐纳曾经小心地解释说，他之从自由主义转向独立工党并不意味着他的政治目标的任何改变！”〔45〕真是不打自招。这位狂热的狡猾的资产阶级政客、费边社分子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了。
    第二，“独立工党”之所以成为机会主义政党，还在于新工联的本身。新工联的优点促进了“独立工党”的建立；而新工联的严重缺陷则使“独立工党”难免不陷入机会主义的坭坑。
    新工联与旧工联不同。“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温和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46〕正是新工联的这些优点，英国工人阶级才能首次冲破两党制的羁绊，建立了“独立工党”这样一个第三党。
    可是，新工联也有其严重的缺陷。它们是自发的，缺少阶级自觉性。新工联的“粗人”们理论水平低下，没有彻底革命的世界观，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由于这些缺陷，新工联在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力图拉着旧工联前进的时候，就显得力不从心。也正是由于这些缺陷，到了90年代末，在经济危机的冲击和企业主广泛采取同盟歇业的手段，进行反攻倒算之下，工会会员锐减。1898年， 加入工会的只占成年男工的1／5〔 47〕。新工联所存者已寥寥无几，而且其战斗性已经大不如前了。这样，“独立工党”原有的基础被挖掉，它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力量。旧工联的机会主义首领就利用这种时机卷土重来，恢复了他们的领导地位。如果说安泰与地面隔开，被举到空中，因此被他的敌人盖尔枯里斯战胜了，那末，“独立工党”则是由于失去了新工联及其战斗性，而被机会主义者断送了。
    新工联中的所谓“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主要是“社会民主联盟”、“费边社”分子，以及朦胧的社会主义的工人。他们的“社会主义”，不外是“空论社会主义”、“掺了水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既空想又反动的“社会主义”，但唯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表明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观念，是无孔不入的。这个以圆滑并善于玩弄权术而举世闻名的资产阶级，总是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使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化。同时还表明了英国人长期以来，在理论上的落后性。这种落后性也不是偶然的。恩格斯早在1874年就指出：“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带来的孤立性和保守性，使英国工人缺乏“理论感”。“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深入他们的血肉。……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48〕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英国社会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营垒的斗争中，要么是马克思主义即革命工人阶级的理论思想体系，要么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理论思想体系，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任何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就必然会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侵蚀；任何摈弃科学社会主义的政党，必然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而陷入工联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不能自拔。所以，“独立工党”的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它崇拜自发性而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
    第三，“独立工党”陷入机会主义坭坑的原因，还在于英国帝国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政治和政策的影响。
    19世纪末期，英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在90年代，英国的世界工业霸权虽然已经丧失，但它还掌握着世界殖民霸权，占有世界广大的市场，保持着世界贸易、银行资本、海军和商船的优势，使它仍然能够剥削全世界，攫取巨额的财富。1890年，英国的国民收入为13.19 亿镑，1900年增至16.85亿镑〔49〕。 资产阶级就能够把攫取到的巨量金钱的零头拿出来，继续推行50年代以来就实行的“收买无产阶级”〔50〕，豢养工人贵族，培植工会官僚的政策。1892年，英国的工会官僚约有600～700人〔51〕。19世纪末，英国工业部门中的工人贵族约占15%〔52〕。这样，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就有了自己的代理人，传播资产阶级影响，败坏工人政党，使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列宁指出：“在19世纪最后的三四十年间，无产阶级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独立性。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欺骗、腐蚀和收买工人的手腕，又是举世无双的。”〔53〕收买和被收买，欺骗和被欺骗，腐蚀和被腐蚀，就是整个问题症结所在。这就是“独立工党”成为机会主义政党的经济的和阶级的根源。
    “独立工党”的创始人哈第，就是蝇营狗苟，接受资产阶级的金钱收买而逐步堕落的。本来，他在“独立工党”成立以前就参加了议会竞选活动，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拿自由党金钱的候选人。但是，在他领导“独立工党”之后，就急于要当议员，竟然在1895年的竞选中，向自由党讨钱。恩格斯在1893年就凿凿有据地说：凯尔·哈第的“生活费来路不明，而最近两年他在旅行上花了许多钱。”〔54〕恩格斯在1894年又说：“凯尔·哈第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苏格兰人，对他的蛊惑人心的诡计是丝毫不能相信的。”他办《工人领袖》花了一大笔钱。“他从托利党或自由党人合并派……那里得到这笔钱，这是毫无疑问的。”〔55〕
    英国的两党政治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对“独立工党”的腐蚀起了重大作用。两党制度“乃是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强有力的手段之一”〔56〕。当“独立工党”冲破两党制，以工人的独立的第三党出现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两个党就对它进行政治“围剿”和“消毒”，进行经济腐蚀和收买，使之资产阶级化。这样，再加上“独立工党”本身的缺陷，它仍然逃不出两党制的魔掌，而成为自由党的附属物。
    英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是一个实行“自由主义”的模范国家。经过三次（1832、1867、1884年）议会改革，实行了“普选制”，似乎英国“民主高度发展，军国主义销声匿迹”〔57〕。占全国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似乎可以通过合法的和平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掌握议会多数，去实现社会主义。这样，在“独立工党”内部就形成了一条单纯的议会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集中了一批“议会痴呆症”的机会主义垃圾。凯尔·哈第就是该党的头号“议会痴”。“独立工党”正是被这帮“议会痴”败坏了。
    总之，19世纪末期，英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恩格斯在1892年针对英国等国家的情况强调说：“在我们的策略中，对当代已达到现代发展水平的各国来说，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引导工人建立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立的、自己的、独立的政党。”〔58〕“独立工党”正是适应历史的需要，在新工联产生的基础上形成的。“大多数党员确实很好的”〔59〕。但是，党的领导权却掌握在机会主义分子的手中。他们屈服于英国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和政策的压力，接受资产阶级的收买，执行一条机会主义路线，致使“独立工党”仍然摆脱不了两党政治的羁绊，而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的俘虏，无法实现作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作用，无法在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任何进展。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坚决反对机会主义的政党，与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紧密联系的党，才能在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胜利前进。这些就是“独立工党”给予世人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注释：
    〔1〕〔21〕〔22〕〔23〕〔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 卷，第383、74、72、324～325页。
    〔2〕Л。A.赫拉莫夫：《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经济--统计研究）》，商务1980年版，第32页。
    〔3〕F.Crauget, The Victorian Economy, L. 1982, p.49.
    〔4〕M. Beaud,A History of Capitalism 1500-1980, N.Y. 1983, p.123; B.R.Mitchell, British Histoircal Statistics,Cambri-dge 1988, p.286.
    〔5〕W. W. Rostow, The World Economy, Austin 1978, pp.52～53。
    〔6〕堀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商务1936年版，第281页。
    〔7〕〔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30、438页。
    〔8〕瓦尔加：《世界经济危机（1848～1935）》，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页。
    〔9〕〔12〕〔13〕〔14〕〔47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英国危机史·危机概论》，商务1982年版，第446、443、443、450、355页。
    〔10〕〔15〕〔25〕〔51〕参看韦白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商务1959年版，第271、286、305、328页。
    〔11〕〔19〕〔34〕〔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第253、254、476、442页。
    〔16〕〔17〕汤姆·曼《回忆录》，引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1985年版，第77、76～7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09页。
    〔24〕〔45〕胡特：《英国工会运动简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29、32页。
    〔26〕〔28〕〔29〕〔30〕《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1985年，第81、81、82、82页。
    〔27〕〔49〕H.Pelling, The Challenge of Socialism, L. 1954, pp. 187～189.
    〔31〕〔32〕〔33〕〔35〕〔41〕〔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9、7、7、9、7页。
    〔36〕〔49〕B. R.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Statistics, Cambridge 1988, pp. 104、828～829.
    〔37〕〔56〕《列宁全集》第18卷，第354、397页。
    〔38〕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
    〔39〕〔40〕《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5页。
    〔44〕马克斯·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册，商务1960年版，第275～276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55～556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01页。
    〔52〕J, Saville, Democt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L.1954, p. 214.
    〔53〕《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7页。
    〔54〕〔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0、294页。
    〔57〕《列宁全集》第4卷，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