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各级干部要把历史列为必修课，更是出于从政的客观需要。中国有一条古训，叫做“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用时下的话说就是，中央或地方的领导干部都要以史为鉴。古代先哲提出这样的治国主张，是因为他们从朝代更迭中认识到前车之覆，后车当鉴。西周初年，因成王（武王之子）年幼而由周公（武王之弟）摄政，待成王成年亲自理政时，周公叮嘱他：“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召诰》）。意思是说，你要治理好国家，不可不借鉴夏、殷两代的经验教训。由于周初王公重视以史为鉴，西周出现了奴隶制时代盛世“成康之治”。南北朝时期羯族的石勒出身于贫苦家庭，少年时被晋朝官吏掠卖为奴，受尽欺压。后来举旗造反建立起后赵政权，在短短十数年统一了黄河流域。他之所以能从奴隶成长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勤于学史和善于用史。他不识汉字，却好学史。即使在戎马倥偬中，也坚持要身边的儒生为他读《左传》、《史记》、《汉书》等史书。他学史还善于联系现实，“每以其意论帝王善恶”，总结前朝经验教训，借古鉴今。一次，当读到楚汉相争中郦食其劝刘邦封王“复立六国后”，他认为此举不足为训，言“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待读到张良以八条理由反对分封时，他深以为然，说：“赖有此耳！”（《世说新语·识鉴》）由于他在政治生涯中亲身体验到了史学的经世作用，所以称帝之后破天荒在朝中设立了“史学祭酒”的官职。唐太宗为了“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卷五四，《国史部·恩奖》），也敕命魏征等重臣鸿儒悉心修史，仅用30年就修成了八史，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北史》和《南史》，占了后来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唐太宗还亲自为《晋书》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史论。由于唐初君臣重视以史为鉴，唐代出现了封建时代的盛世“贞观之治”。
    以史为鉴，立国治国，更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优良传统。60多年前，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在祖国大地燃烧的时候，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他的号召和带领下，全党通过学习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历史，从中国国情出发，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性质和转变，制订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以及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的战略目标：“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这些战略决策的正确指引下，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通过解放战争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也积极倡导学习历史。他把懂得历史看作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强调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也学点历史”。他认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他有一句名言是：“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领导全党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订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时期。
    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为了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多种场合号召全党，“认真地读一点历史”；强调“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的党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最近，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业式的讲话中又强调：学习历史，有助于开阔视野，鉴往知来。他说：“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江泽民同志不仅号召全党学习和运用历史，而且身体力行。1996年夏天，他邀请京、津两地的八位历史学家，讲述中外历史若干专题，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自然灾荒与社会稳定、中外（主要是中美俄日）关系；中国古代国家历史特征、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古代民族与边疆；世界古代帝国与文化兴衰、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发展、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等等。同时和他们一道研讨其中的历史经验。这些专题文稿后来经过扩充修改结集出版，名为《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
    1997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提出：“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从历史文化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接着他从这个视角全面、系统地追溯了中国现行内外政策的历史渊源和优良文化传统。他把这些传统归纳为：（一）“团结统一”，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悠久的中国文化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纽带，团结统一深深印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二）“独立自主”，即中国作为人类发祥地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传统始终没有中断，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三）“爱好和平”，即中国一向酷爱和平，愿与各国友好相处，主张“协和万邦”和“天下大同”。（四）“自强不息”，即中国古代哲人通过观察宇宙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国人变革创新、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变革创新精神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和创造性发展。”各级干部应从这个讲演中得到启发，把学习历史作为提高执政水平的基本功来修炼，观察问题既要有现实的广度，又要有历史的深度，学会用历史智慧展望未来和开辟未来。如此，才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同全国人民一道，把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带入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