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奠定了建国后戊戌变法研究的基础，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长期以来，史家对此甚少涉及，本文对此作一简要述评。
    一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共产党人就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大革命兴起后，更加注重了这一工作。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共产党人已经对戊戌变法有了一定的认识。
    关于戊戌变法的性质。陈独秀指出，戊戌变法的目的“乃是由变法而自强而御侮而救亡”（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1版，第613页。）。因此，它是“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1版，第255页。），是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期。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即士的阶级（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1版，第366页。）。彭述之认为，戊戌变法是“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企图以改良的方法来维系自己阶级地位的动摇”。虽然，它是改良运动，“但在当时客观上也是中国革命的表现”。这个改良运动是由“受资本主义影响的封建阶级”即“新士绅与官僚发动”的（注：《六大以前》，第788页。）。
    关于戊戌变法发生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一方面，“自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特别是武装的侵略，根本动摇了中国封建阶级的地位”（注：《六大以前》，第788页。）。另一方面，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驱入封建宗法主义与资本民主主义转变时代，‘富强’、‘维新’、‘自强’、‘变法’的呼声遍满全国”（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1版，第254～255页。）。
    关于戊戌变法的意义和经验教训。陈独秀认为，戊戌变法较洋务派“采用西洋的军事、交通制度，更进一步主张采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戊戌变法不仅使中国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大变化，也使学术思想上发生了大变化（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1版，第614页。）。至于经验教训，陈独秀总结道：其一，戊戌变法“只主张在现政治之下谋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并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准备”。其二，“未曾在社会上坚筑改革派民众组织的基础，专思以清帝的威权行之。”“忽略了民众的组织”，“忽略了革命的准备”。
    总的来说，这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戊戌变法的论述尚比较粗浅和零碎，但其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戊戌变法的开山之功不可没。
    二
    30年代以后，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近代史、革命史的专著和教材。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著作应运而生。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编写了10多部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近代思想史等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对戊戌变法多有论述。另外，还发表了一些戊戌变法研究的专著和论文。这其中较重要的成果有：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署名李鼎声）、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李平心的《中国现代史初编》、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及陈伯达的《论谭嗣同》等。很遗憾的是，没有一部全面论述戊戌变法的专著。
    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论述戊戌变法的是李平心和张闻天。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和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先后于1933年和1936年（油印本）问世。这两本著作比较深刻地分析了戊戌变法运动发生的原因、经过、失败原因、性质、意义及经验教训，为三、四十年代戊戌变法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戊戌变法研究中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戊戌变法的性质。毛泽东明确指出，戊戌变法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522～523页。），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个阶段。李平心、张闻天等大多数人都认为，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目的是“救亡图存”。同时，他们不同程度地肯定戊戌变法含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如李平心认为它是“在幼稚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改革尝试（注：《平心文集》第2卷，第168页。）。张闻天认为康梁变法是要“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注：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范文澜说其是“改良主义的民权运动”（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299页。）。这一运动是否是反帝反封建的，有的同志提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观点。李平心指出，戊戌变法不是要完成封建的民主改革任务，而是要和缓当时朝廷与人民之间的矛盾，避开民主主义的道路。胡绳认为，康梁的爱国思想“并不能进而为反帝运动，反而成了为侵略者辩护，自动向帝国主义者缴械”（注：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130页。）。需要指出的是，李平心和侯外庐虽然曾说过戊戌变法是“宫廷维新”，但综合起来看，共产党人基本上摆脱了宫廷斗争说法的窠臼，包括李平心和侯外庐本人。
    关于戊戌变法发生的原因，共产党人主要是从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两个方面论述的。他们指出，甲午战败和帝国主义积极瓜分中国，“刺激了一部分满汉统治阶级及染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求联合起来抵御外侮。”（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299页。）同时，历次对外战争与外交的失败，“说明了官僚士大夫的洋务运动疗救不了专制政治的溃烂”（注：《平心文集》第2卷，第159页。）。其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启蒙运动的产生，这个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反映着民族自强和资本发展的两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