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巴黎公社史，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随着国内外研究巴黎公社史的进展，各种有关公社史着述的出版，对公社的某些问题或某些方面原有的论述和观点，就有必要加以探讨，以求得共识。本文就公社史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评价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委员会）在1871年3月18日起义中的作用、 中央委员会在公社委员会时期起了何种作用、公社为何未能与农民结成同盟，提出商榷意见。
    一、如何评价中央委员会在3月18日起义中的作用？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人民爆发了自发的起义， 旋即取得胜利，政权转到了中央委员会手中。在这场自发地爆发的，被马克思称为“3月18日的光荣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48页。），被列宁称为“巴黎居民举行3月18 日的革命”（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1页。）中，中央委员会起了何种作用呢？ 有一种看法认为：“说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加强了人民运动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对此不能不打很大折扣和作根本保留。”（注：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871年巴黎公社史》上册，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为了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就很有必要先简述一下中央委员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3月18日起义是如何自发地爆发的， 中央委员会又是如何介入起义而使它夺取了政权的，从而对它在起义中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评价。
    国民自卫军在第二帝国时期共有60营，每营约1千人， 主要由资产阶级成员组成。1870年9月4日革命推翻第二帝国统治之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内政部长甘必大，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在9月6日发布扩建国民自卫军的通报，答应除原有的60营国民自卫军之外，在两天之内再建60营，每营1500人。但是，工人在一个星期之内总共建立了194营， 每营人数不等，每营约2千人左右。10月30日， 《战斗报》号召国民自卫军进行改组，建立中央委员会，但未成功。到了1871年2月15日， 国民自卫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沃克斯霍尔大厅召开，筹备建立中央委员会。出席大会的有260营中的250营的士兵和军官代表3千人。 大会选出一个起草国民自卫军章程的起草委员会，即临时中央委员会，由各区即每营派代表一人组成。2月24日，国民自卫军第二次大会召开，出席代表2千人。大会宣读了国民自卫军组织章程。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宣称：反对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一旦德军侵入巴黎将坚决抵抗；国民自卫军只承认中央委员会所委派的将领。3月15日，国民自卫军改组宣告完成， “把最高指挥权交由各连代表--大多数是工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页。）。3月18日起义前，已选出的委员只有20人（全部选齐应为66人）。这次选举显示了充分的民主。马克思说：“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3页。）中央委员会发出号召， 警惕敌人的挑衅，为建立“民主社会共和国”而斗争。它已成为一个代表全巴黎有生力量而与梯也尔反动政府相对立的政府。它实际上成为一切反对梯也尔政府反动政策的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巴黎已形成了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但是，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较为麻庳，在军事上较为被动，对梯也尔政府准备发动内战的种种挑衅，只采取单纯防御立场，没有积极地准备起义。
    然而，梯也尔政府的反革命挑衅愈来愈猖狂，愈来愈阴险毒辣。3月15日，“地主议会”--国民议会通过一个包藏祸心的决议：没收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梯也尔政府立即着手实施这一决议的军事部署，以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这样，“凡尔赛资产阶级流氓……给巴黎人提出二者择一的办法，或者继续战斗，或者不战而降。”（注：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页。）但是， 中央委员会仍然保持纯粹防御立场，对敌人已磨刀霍霍挑动内战，只抱着厌恶的态度，而没有作起义的准备。
    于是，梯也尔政府就决定先下手为强。3月15日， 梯也尔来到巴黎，加紧调集生力军和精锐部队进入首都。3月17日， 陆续到达巴黎的政府军约3万人。当晚， 梯也尔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作出决定：夺取国民自卫军停放在蒙马特尔高地的171门大炮、比尤特--梭蒙高地的52 门大炮；动员首都的一切军事力量去解散中央委员会，并逮捕其成员；取缔一切革命组织，并且逐户搜查，逮捕其首要成员。当晚两点钟（18日凌晨2时），梯也尔拔剑出鞘，命令军队开始行动。 巴黎城内到处张贴严惩中央委员会的布告：“政府已决定采取行动。擅自企图建立政府的罪犯必须依法究办，被夺去的大炮必须交还军械库。”（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页。）凌晨3点钟，巴黎总督兼首都部队司令官维努亚率领的警察部队和第88 团正规军，偷袭蒙巴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大炮阵地，向哨兵开了枪。枪声就成为激发人民群众在3月18日清晨自发起义的信号。清晨5时，蒙马特尔上空响起警报，拿起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和人民群众，包括妇女和儿童，从四面八方奔向大炮阵地，紧紧地包围了正在那里企图把大炮拖走的政府军。利沙加勒写道：“妇女们像在我们伟大的时代里一样，走在前面。……妇女们已经在围城时期锻炼得像钢铁一样。他们经受了加倍的贫困的痛苦，并不等男人先动手。”（注：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9页。）妇女们对政府军开展政治攻势，责斥反动军官，并且教育士兵说：“好啊！你们为人民的敌人效劳，你们是人民的儿子，难道你们甘当压迫你们的人手中的工具吗？难道你们为胆小鬼效劳而不感到羞耻吗？”（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4页。 ）这种政治攻势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士兵们明白了这些责难，于是都枪口朝下。人们欢呼起来……士兵们和国民自卫军战士们拥抱在一起了。”（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4页。 ）反动军官勒康特几次下令士兵向群众开枪，但士兵拒绝执行命令，他们掉转枪头，逮捕了勒康特。“所有常备军与士兵把枪托高举到空中，和起义者携起手来。”（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页。）大部分政府军转到起义人民方面，梯也尔政府的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并解除其武装的反革命阴谋失败了。3 月18日巴黎人民的自发起旗开得胜。
    但是，中央委员会对此竟然毫无察觉。3月17日晚， 与梯也尔召开军事会议的同一时间，中央委员会也在巴法鲁亚街的一所学校里举行会议，一直到18日凌晨3时半。散会时还约定第二天晚上11时继续开会。他们对当晚巴黎发生的事变毫无知晓。许多中央委员直到18日早上8 时才被国民自卫军的鼓声惊醒。他们看到街上张贴的政府布告，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情。
    有一种看法认为，3月18日清晨，“当群众自发地拥向街头， 围住士兵并开始同他们联欢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便开始动员自己的武装力量，从早晨起，中央委员会已经作为军事组织而发挥作用，并向各营发布指示。”（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76页。）这种看法未免夸大了，不符合历史真实。 根据中央委员会委员布尔西埃在回忆录中所写，其真实的情况是这样：“你知道，18日清晨，巴黎是怎样觉醒起来的。委员会委员们从街谈巷议，从官方布告，知道一些夜里所发生着的事变。至于我呢，在8时左右醒过来， 急急忙忙穿了衣服，穿过国民军占领的巴斯提尔广场，向巴法鲁亚街走去。……约在10点半时，我到达巴法鲁亚街，……那里已经集合着我们一些同志，……到了中午，大家还期待事变的发展，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注：阿·伊·莫洛克等主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1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2页。）到了下午，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仔细研究和分析人民自发起义的情况，决定改变保守的防御立场，采取进攻的方针。它兼权熟计国民自卫军各营攻入市中心所穿过的距离，那些可以夺到武器的地点，制订了进攻计划，向分散在巴黎郊区的各营发出向市中心挺进的命令。下午2时半，中央委员会“命令17 区各营立即开进巴黎，与第18区各营队配合行动，占领旺多姆广场”。（注：阿·伊·巴赫主编：《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资料）》，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33-134页。）命令第13区杜瓦尔所部攻占警察局，并支援向市政厅挺进的各营队。下午3时左右，国民自卫军各营到达市中心，并包围了市政厅。晚上9时50分，市政厅被国民自卫军攻占。当晚， 国民自卫军相继占领了陆军部、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机关，完全控制了巴黎中心区。中央委员会迁入市政厅。这样，“3月18 日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48页。）可见，3月18日起义开始时，的确是自发地爆发的， 是“被迫进行”（注：《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的， 是巴黎居民对梯也尔政府军偷袭蒙巴特尔高地的反革命挑衅的直接回答。中央委员会不是这次起义的倡导者，事先也没有组织起义的准备。所以，列宁说：“公社是自发地产生的，谁也没有意识和有计划地准备它。”（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1页。）但是，应该看到， 中央委员会当天下午介入起义之后，就为起义注入了自觉的因素，并且使起义在凯歌行进的过程中，其自觉性和组织性逐步得到加强，从而把这次起义引向夺取政权，为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不应该说从3月18 日“早晨起中央委员会已经作为军事组织发挥作用”，因为这言之过早；也不应孤立地、静止地去看待3月18日起义的自发性， 把它的爆发看成是与中央委员会完全无关的。应该看到，全部巴黎革命的有生力量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这是3月18日起义的导因和起点。这次起义虽然只是到了3月18日才取得胜利，但它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中央委员会组成的那一天就开始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国民自卫军在那时已经“实际统治着巴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2页。）， “中央委员会一直是首都的人民政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页。）。 它的强大的政治影响是普遍的、深入人心的。3月18 日清晨巴黎人民自发的起义的爆发，就是在中央委员会强大政治影响下促成的。所以，马克思指出：“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20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 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3页。）。中央委员会“在3月18日清晨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页。）。 又说：“巴黎的起义完全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为这一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2页。 ）恩格斯谈到这次巴黎工人起义时也说：“他们比过去所有一切起义中都组织得好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 卷， 第673页。）。因此，3月18日起义从自发地爆发，走向胜利地夺取了政权，这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起义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得到逐步加强的重要标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国家政权问题。任何始终是自发的起义不可能夺得政权。3月18 日起义既然得到了有组织的军事机关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并且立即建立了新的政权，就把自发起义的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自觉性；把这次起义的散漫性，提高到一定程度的组织性。这是中央委员会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中央委员会缺少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缺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它的成员中虽然有16人是第一国际的会员，可是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它的派别成分十分复杂，包括布朗基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新雅各宾派分子，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也还混入了保皇分子、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同床异梦。布朗基主义者受教于阴谋学派，习惯于密谋，追求“几个人的专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1页。）。蒲鲁东主义者醉心于巴黎自治和经济改革， 追求“纯粹的”、“无阶级”的自由和谐。新雅各宾派分子一心一意继承1789年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传统。这使中央委员会缺少政治上的一致性，使它不可能成为自觉的坚强的领导者，就难免犯“放弃政治”的致命错误：它不懂得必须“剥夺剥夺者”，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来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并且在经济上解除凡尔赛政府的武装；它未能掌握好起义这门艺术，未能乘胜追击，直捣凡尔赛；它不懂得内战中纯军事行动的极端重要性，对军事斗争未能全力以赴，反而集中全力去筹备公社选举，浪费了时间，错过了军事进攻的有利时机。所以，马克思指出：“放弃政治的做法使巴黎在3月18 日成立了一个包括波拿巴分子和阴谋家在内的专制独裁的委员会，这些人故意把本来他们应该用来巩固革命的革命最初几天白白地放过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95页。）由于中央委员会的自觉性和组织性不够， 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它包含了“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就是“无自觉性”；它“没有没收银行，没有向凡尔赛进军”，就是“无组织性”（注：中共中央马列着作编译局：《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2页。）。所以，它作为“军事指挥机关”， 领导巴黎人民的自发起义时，只能使起义的组织性和自觉性有一定程度的加强，而不可能使起义具有高度健全的组织性和完全彻底的自觉性。这样，中央委员会作为革命的临时政府和接替它的公社委员会，就成为一个不完全的不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只存在短暂的72天，就被反革命的凡尔赛政府打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