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那么，针对上述问题，刘秀又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是进一步对那些“近亲”、“近臣”予以优宠，还是对“多不平均”的州郡官吏加以惩罚，这自然是摆在刘秀面前的重要问题。然而严酷的现实告诉他，只能取其后者。就那些“近亲”、“近臣”而言，其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的确立下了汗马劝劳，刘秀也理应考虑其实际利益。也正因为这样，刘秀把他们封为王、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无不给予优厚的安排。但是，刘秀也反复强调，要他们“人情得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告戒他们要遵纪守法。[8]而与之同时，“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10]（p342）刘秀要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就不能不尽力争取人口和土地的控制权，以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这些“近亲”、“近臣”就理应在既得利益的条件下，向国家提供自己的义务。因此，他绝不能容忍这些人和地方豪右的“田宅逾制”，更无法容忍州郡官吏“多不平均”的做法。于是当他了解到“检核”中出现的问题时，遂即下达了“度田”的第二道诏令：“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11]
    刘秀诏令“考实”之后，到当年十一月，其派出的谒者，便首先在前汝南太守、时任大司徒的欧阳歙头上开了一刀。并在同年年底，不顾其“学为儒宗，八世博士”的老儒身份，以及“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的压力，果断地将他下狱处死。[12]
    刘秀诏令“考实”之后，不仅欧阳歙之类被下狱处死，而且随着“考实”的深入，一大批“度田”不实的官吏，也被不断“考实”出来。及建武十六年九月，这些官吏，皆被刘秀下狱治罪。对此，《后汉书·光武帝纪》云：
    十六年……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关于此事，《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后汉书·五行志》和《资治通鉴》卷四十三均有记载。而除《后汉纪·光武皇帝纪》云：“是时天下刺史、太守以垦田不实下狱死者十余人”，即其中也有“刺史”之外，其他皆云“诸郡守十余人”。而除河南尹张伋之外，其他均无名姓记载。然据“诏下州郡检核”，“刺吏太守多不平均”以及“考实二千石长吏”等情形来看，被治罪者应有刺史（州牧）。
    除此之外，对于某些功劳较大犯罪较轻予以刑、免、左转的官吏，史书中也有一些记载：
    《后汉书·刘隆传》：“十一年，守南郡太守……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明年，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为庶人。”
    《后汉书·隗嚣传》：王元“初拜上蔡令，迁东平相，坐垦田不实，下狱死”。
    《后汉书·鲍永传》：“（永）出为东海相，坐度田不实，被征，诸郡守多下狱。永至成皋，诏书逆拜为兖州牧，便道之官。”注引《东观记》诏书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雪，精神亦已劳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为兖州牧。”
    《后汉书·儒林传》：牟长“稍迁河内太守，坐垦田不实免”。
    《后汉书·酷吏传》：李章“出为琅邪太守……后坐度人田不实征，以章有功，但司寇论。月余免刑归。复征，会病卒”。
    此外，建武十六年许，不知何故离任或左迁的牧守还有：鲍永逆拜州牧之前的兖州州牧，赵熹的前任平原太守，伏恭的前任常山太守，时任扬州牧的樊晔等等。这些人都中能与被“考实”有关（注：《后汉书·赵熹传》：“迁熹平原太守。时平原多盗贼，熹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据其传所载赵王良事，及《后汉书·赵王良传》、《后汉书·光武帝纪》推之，熹在建武十六年末为平原太守。又《后汉书·伏恭传》：“建武四年，除剧令。视事十三年……迁常山太守。”《后汉书·樊晔传》：“建武初，征为侍御史，迁河东都尉……数年，迁扬州牧……坐法左转轵长。”按《欧阳歙传》，歙建武六年由扬州牧拜汝南太守，晔为州牧十余年，当在建武十六年许“坐法”。）。另外，刘秀于建武十八年，“改州牧，置刺史”，[8]将其秩禄由二千石降为六百石，也不啻一次沉重的打击。
    根据上述情形，我们可以看出：（1）在被治罪的地方官吏中，即有“帝城”的河南尹张伋、“帝乡”的近亲功臣刘隆，也有刘秀之子东海公刘阳的国相鲍永、东平公刘苍的国相王元。这说明对于“帝城”、“帝乡”及“近臣”、“近亲”的“考实”，是相当严格的。其他地区，犹当如此。（2）从范围上来看，所涉及的地域尤广。其中包括荆州之南郡，豫州之汝南，兖州之东平，徐州之东海、琅邪，司隶之河南、河内，等等。而据下述民变事件“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则此四州尤当严重。（3）从人数来看，因“度田”不实被处死的郡太守达十余人，被下狱、黜免和左迁的郡守、国相以及州牧等，也所在多有，再加上以“赃罪”等被处死或刑、免的官吏，至少也有数十人。至于将所有州牧都降级处理，更不啻一次沉重的打击。以至度田之后，刘秀本人也不能不感到过分，从容对虎贲中郎将马援曰：“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当然，刘秀这样说，只不过是他行使“柔道”的惯用手法而已。故当马援对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时，他不禁“大笑”起来（注：《资治通鉴》卷四十三。按上揭高文称，此“为我们保存了一则很有价值的史料”，“唯独《通鉴》保存之，实为可贵”。按《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建武十六年条：“上从容问……”则不独《通鉴》载之也。）。这说明其“度田”的态度是多么坚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