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或--改良①对社会历史的影响”问题，是第1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确定的三大讨论主题之一②，也是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讨论的主要项目之一。就这个主题向大会提交了论文的有25位学者，十余位学者在大会上报告了自己的论文，或做了评论性发言。出席本主题讨论会的学者多达数百人。事实上，它成了本届大会三大主题中讨论最热烈的一个主题。
    不少的论文、报告和发言是专就具体的改革或改良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或比较性的评价。另一些论文、报告和发言，则主要是阐述评价革命和改良的一般原则或理论问题。我在此主要就后一类的讨论做一简略回顾。
    本主题讨论会的主持人是前民主德国的赫尔曼（J·Herrmann）、美国的德格勒（Carl N·Degler）和西班牙的布拉沃（G·Bravo）。前两位主持人照例先做了综论性报告。所谓综论性报告（Infroduction），是主持人事先阅读了与会学者提交的有关论文之后，向大会提出的启导性报告，涉及的正是有关本主题的一般理论和原则性问题。有趣的是，这两位主持人报告中所阐述的观点，显然有重大的歧异。
    赫尔曼的报告，开头有一段从语源学上对“革命”和“改良”两词在欧洲语言中的含义及演变过程做了有趣的追溯。他提到，在奥古斯丁（354-430年）的用语中，革命一词（Revo Ltio）用来指华达哥拉斯式的灵魂转世或转生。大概自5世纪以后，该词具有了泛指一般变化的含义，例如，指胃口的变化；在12世纪的年代中，该词具有了指时间历程的含义，哥白尼（1473-1543年）的著作表明，该词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含义变得模糊起来：“革命”本用来指斗换星移，而由于星辰及其位置的变换，被认为是判断人间社会命运历程的依据，由此该词也就兼有这方面的含义。只是到了英国1640年的“大起义”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该词在西方语言中才具有了现在人们熟悉的那种含义。至于“改良”或“改革”（Reform）一词，赫尔曼认为，可能至迟到15世纪，在西方词言中已用于指社会条件和概念的重大更新。我们中国史学工作者由此很容易联想到汉语中的相应词汇的语源。中国古籍中最早提到“革命”一词的，大概是《易·革》，该篇作者写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在二千多年前已用该词指称“天命”和与之相应的人世命运的改变了。“革”本是六十四卦之一，《易·革》称：“象曰：‘泽中有火，革’”。孔颖达疏：“火在泽中，二性相违，必相改变，故为革象也”。可见，“革”字在当时已具有泛指一切“改变”的哲学含义。而且，中国人的祖先很早就把“革”与“改”联系起来，形成“改革”一词，如《后汉书·黄琼传》称：黄琼奏请皇帝，恢复选任官员时的复试制度时说到：“复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复实虚滥，不宜改革”。这里的“改革”有“更改”和“革除”之意。已有些接近于近代含义了。可见，中国古语中的“革命”和“改革”词义接近于它们的现代词义的时间比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早一两千年。这倒也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
    赫尔曼综论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按他的理解阐述马克思主义用语中的“革命”和“改革”的含义及其历史作用。他指出，“革命”一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用语，用来指那些导致一种社会秩序向更高级的社会秩序转变的事件及其结果。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时代”，就是指的这种转变；“例如，具有根本性的普遍历史意义的革命，导致了从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并导致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向更高阶级的公有制的转变”。他还指出，自马克思使用这些概念后，它们就与引起社会结构的进步性转变密切联系在一起，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类似含义上使用那些词汇。例如伦敦大学教授柴尔德（Goren Child, 1892-1957年）在50年前就使用了“新石器革命”一词，并在世界范围内激起了人们对这个“社会革命时代”进行广泛研究，赫尔曼还阐述了革命和改革（或改良）的关系。他认为，改革或改良可以按其发生的历史形势的不同而区分成三种类型：（1）在已经老熟或趋于衰退的社会中进行的改良，目的在于保持已有的权力，避免剧烈的变革和革命运动，如重商主义时期的法国，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的专制制度下的普鲁士和约塞芬哈布斯堡帝国进行的改革，就属于此类。（2）特定的社会革命之后进行的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形成充分的社会条件以适应实际状况。（3 ）在已发生了革命变革的地区的状况的压力之下进行的改革，导致边缘地区的社会制度进入长时期的改造过程。法国革命后在欧洲许多地区进行的改革，就属于此类。但赫尔曼认为，改革或改良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加以分类，如他在评论前民主德国学者科索克（M·Kossok）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时提到，科索克根据所起的不同作用而把改革区分为“稳定制度”、“修改制度”和“取消制度”这样三种类型，也有其合理性。
    赫尔曼在综论中还对波兰学者托波尔斯基（J·Topolski ）向大会提交的题为《历史学中的革命神话》的论文做了评论。他指出，对革命或褒或贬，过去和现在都不仅取决于革命及其进程的性质，从根本上说还取决于对革命的结果进行评价的人们的观点。例如歌德（J·W·Goet◆e, 1749-1832年）在法国革命的牺牲者和种种后果还历历在目的1792年，就肯定那--革命“开启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而在此之前，赫尔德（J·G·Herder, 1744-1803年）曾写道：“革命的机器再也不会误入歧途。我们需要它，就像河流需要它的波涛不变成静止不动的泥潭一样”；另一方面，人们又“往往使用‘革命神话’之类的动感情的口号来判定革命的历史地位，其目的常常是要贬低革命在公众意识中的历史地位，或者把革命的重要意义归之于神话式地确定下来的历史观的范围”。赫尔曼直率地指出，“其中特别是托波尔斯基赋予了革命以这种属性，而这样的见解无论是否有依据，或当作革命英雄人物应得的评定，都绝不是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