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次西部开发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西部的差距，把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说“一五”时期的开发为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那么“三线”建设时期的开发则标志着这个体系的最终建立。在两次开发过程中，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一并考虑的战略决策，以及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等一系列做法，反映了他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但是，两次西部大开发毕竟是在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规律还处于探索阶段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不能不存在缺陷和不足：
        第一，只注重经济数量与速度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效益与质量。两次大开发的生产力布局平衡的目标虽然基本达到了，但在均衡发展战略下如何做到既保证经济数量的增长又保证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当时缺乏研究。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对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内地共投资3418亿元从事基本建设，占沿海与内地基建投资总和的60%，但国内生产总值只获得了年均5.7%的增长速度，每百元基建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42元，而沿海地区以40%的投资却获得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的速度，每百元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68元。[8]内地不及沿海地区的2/3，经济效益明显低下。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在国家集中投资和直接调控体制下进行的一些大型工业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地原有的工业基础，生产要素区外循环，没有很好培育和发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机制与发展功能。
        第二，存在重内地、轻沿海，重生产、轻生活的共同局限。两次大开发是在面临外敌威胁，国家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靠高积累、低消费来维持。国家不得不把有限的建设资金投在最安全的地区和最重要的项目上。这就必然导致沿海地区投资数额的减少和积累率的提高，从而影响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三，两次大开发片面强调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平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必须注意产业结构的平衡，但由于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心情非常急切，尽管在理论上也强调要注意产业结构之间的平衡，而实际上并未做到。经过20多年的建设，西部地区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农业仍占很大的比重，而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却极为滞后。
        第四，在开发的具体措施上也有失误。如“三线”建设的工程投资及规模过大，时间要求过急，使工程质量难以保证；工程选址上的不科学，片面强调“山、散、洞”，给组织生产带来诸多不便，造成了很大浪费；只注意资源开发，忽视了环境保护，等等。
        以上这些缺陷和不足，都是今天我们进行第三次西部大开发时要竭力避免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69-270.
        [2][5]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103-106.
        [3]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561.
        [4]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98.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59-560.
        [7]章玉钧。三线建设丰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88-89.
        [8]苏少之。50-7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布局的演变[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4）：9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