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年代：社团主义（associationism）的破产
        历史学家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究竟是进步主义的高潮还是其终结争论不休；而本文试图考察的是20年代社会生活的平衡（或者不平衡）。在战争进行之中，大商业、大公司成功地树立起“爱国者”的形象。换言之，战争的进行和获胜为大商业的存在与壮大提供了可以信服的理由。曾任商业部长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显然对于“战时政府自愿加合作的一面”，在和平时代的运用抱有盲目的乐观情绪。他设想大公司们在经历了对外战争的洗礼之后会自愿地从善如流，因此具有充分的责任感，以共和国之善为其善。因此，“自愿”被视为政府在对商业组织进行宏观指导时必须遵循的原则。然而这样的放任带来的不是大商业组织的自律，而恰恰是约束的放松，平衡的打破。“同是20年代，正是企业的我行我素到极点和企业处于统治地位的全盛时期”（注：L.西尔克和M.西尔克：《美国的权势集团》，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8页。）。一方面，20年代是大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流水线、科学管理、汽车产业的兴起，处处呈现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胡佛与工商业巨头之间基于自愿因而软弱无力的协定，却并不能阻止它们损人利己、为所欲为的做法。金融投机愈演愈烈，民众的购买力日趋下降，这些仿佛为大萧条打下了基础。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接踵而来的则是史无前例的萧条。赫利正确地归纳道，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社团主义（associationism）“仅是一个骗局：在这个骗局背后，‘自私的垄断者’滥用其权力，并使国家陷入了萧条”（注：艾利思·赫利：《赫伯特·胡佛：商业部长及社团主义国家的前景，1921-1928》（Ellis Hawley,Herbert Hoover:the Commerce Secretariat,and the Vision of an Associative State,1921～28）载《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74年6月第61期，第139页。）。另有两个原因促使了这一不平衡的发展：一是20年代持续的经济繁荣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经济的良好运转大大减轻了人们对商业组织的厌恶之情；二是美国民主传统中对政治权力，尤其是以政府为体现的权力的怀疑。在美国，“对权威的厌恶经常被用来反对政府，尤其是当政府被感到强大或力有所增的时候”（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改革年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第229页。）。过去的20年，尤其是一战时，无疑是政府不断扩张的时候。简言之，胡佛主义，即试图用非集中的、非强制性的政治权力来对付集中的经济权力，被证明为是远远不够的。它并不足以在政治角斗场上达到政治生活的充分平衡。
    在这种平衡与失衡的变化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依旧是对私利的无尽追逐和对社会公益的崇高向往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大企业对私利的贪求在美国是无可厚非的，利己主义的合法性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没有必要对美国人灌输这样的学说，它已被认为是常识。很少有人在表达利己的观念时是会感到不安的”（注：L.西尔克和M.西尔克：《美国的权势集团》，第227页。）。但同时，这样的行动又如何才能够导向社会公益，这是一个颇费踌躇的问题。其答案就在于保持社会成员之间力量的平衡，使他们各自谋求私利的行为不会大大损害社会的其他集团。表面上消极的解决办法会为社会提供积极的运作环境。而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的平衡，则是在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之后，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担负起来的。
    四、30年代到50年代：新政及以后
    罗斯福的目标正在于建立一个新的自由主义平衡。理查德·佩尔斯精当地指出，“罗斯福政权的词汇中的关键词是‘平衡’……以便在不破坏利润制度的同时在各个阶级间创立一种利益的和谐。”（注：理查德·佩尔斯：《激进理想与美国梦：萧条年代的文化与社会思潮》（Richard Pells,Radical Visions and American Dreams），威斯利岩1973年版，第79页。）1933-1935年是新政的第一个阶段，罗斯福及其政府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其手段主要是通过对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计划，对金融机构、银行的规范，以及限制大商业的立法等手段来实现；1935-1938年的第二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好转，联邦计划的色彩逐步褪去。罗斯福政府重又拾起“竞争”、“自由”之类的言辞，仿佛是在对大商业进行一定程度的惩罚之后再进行耐心的规劝。这种做法，几乎与进步主义者的如出一辙，目的只在于争取社会成员之间的平衡，要大公司们不可取之过甚。
    罗斯福政府最显着的努力在于扶植弱者：农民、工人、消费者，以及牵制强者，亦即大公司、大企业。此消彼长以达到平衡。政府对处于竞争劣势的社会群体给予直接的援助，帮助他们获得经济安全，使他们摆脱受制于其他社会团体的危险。1935年的瓦格纳法（Wagner Act）甚至明确规定公司必须与工会进行谈判，从而为工会登堂入室成为当然的谈判方打下了法律基础。如此，“新政通过承认大部分在政府里没有代表人的那些集团的地位，实现了一种更为公正的社会。这些集团是大规模生产的农民、产业工人、一些特殊的少数民族集团和新的知识分子与行政人员等级”（注：威廉·洛克滕堡：《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47页。）。这一努力十分明显，以至于1937年时大多数美国人将劳工所得与罗斯福蓄意的设计联系起来，并认为那时联合起来的工人们的咄咄气势也是新政阶级意识的自然结果，或者正是其意图所在。不言而喻，这些政策的内在逻辑正在于要创立相互抵消的权力中心以使社会生活不被任何一个权势集团所左右。国家则成为互相竞争的集团中间的“掮客”。它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平衡的形成与维持。不必说，与农民、工人或消费者相比，公司享有巨大的优势。因此政府的援助主要地便是给予前者。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手段，一言以蔽之，无非是为了保障国内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自然，最终引导美国走出危机，使新政大获全胜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府支出。而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直接和可信的影响力，亦即政府的调节作用也由此得以确立。新政为美国政治生活与政治自由主义设立了一个特定的新格局，即“经济权力的集中关涉到的大商业、大劳工、大农业，以及大政府似乎毕竟还不坏，（因为）一个集中的权力趋向于抵消另一个……民主……在一个组织的体系中依旧是可能的”（注：乌普顿·辛克莱：《屠场》，第490～491页。）。可以注意到，对平衡的考虑或许会导致政治上互不相让的僵局。尽管各种力量互相斗争，但表现出来的却可能会是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就象罗斯福实际遇到的那样。然而，这样的僵局毕竟也有效地维护了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传统。在世界范围的大萧条期间，德国、日本分别转向法西斯主义以解决其国内问题，并最终成了欧亚的战争策源地。美国却没有。赫利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阐释道，“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分歧仅仅在于通向自由主义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并且）美国拥有德国和意大利所欠缺的东西：一整套根深蒂固的对于自由主义政体与……相容政治的执着。”（注：艾利斯·赫利：《大战与现代秩序探索》（Ellis Hawley,The Great War and the Search for A Modern Order），圣马丁1979年版，第123～129页。）同进步主义时代相类似，为胡佛之类所欣赏的保守的19世纪价值观也无法取悦于民。在社会经济几趋崩溃的情况下，再来谈什么自由竞争、个人美德无疑会被弃如敝屣。事实上，保守主义者在3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也的确处于几乎被遗忘的境地。
    前文已论述过，激进变革的社会方案在美国并无深厚土壤。30年代初的社会现实使美国的知识分子大为震惊，并把希望寄托在国内彻底的变革上，希望一个更激进的新政把美国直接送入社会主义社会。但他们仅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样式，从而对苏联的失望使他们产生了迅速的幻灭感，并转而致力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改造途径。造成这一幻灭的直接诱因则是苏联在外交上与法西斯德国签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斯大林在国内滥用权力。佩尔斯总结道，“正是这种将俄罗斯等同于社会主义使3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陷于瘫痪”（注：理查德·佩尔斯：《激进理想与美国梦：萧条年代的文化与社会思潮》，第67页。）。这样一种“左右为难”的社会局势反过来也加强了美国社会中自由主义主流的势力。自由主义者并不缺乏实验精神和实用主义，进步主义时代和新政时代均是如此。他们抛弃19世纪个人之间的平衡类型，同时并不惮于接受新形势下的新平衡。
    二战和冷战相继而至。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因此在美国政治中大行其道，以至于到50年代存在着一个“自由主义一致”（Liberal consensus）（霍奇逊语）。苏联的外部威胁和国内的经济发展使这种一致愈发巩固。自由主义者也更坚信社会的进步应当来源于集团间的平衡而非阶级间的冲突。尽管这样的信念不久即遭到动荡的60年代的冲击，平衡总表现为难以平衡，但这一目标却始终大同小异。
    变动不居的平衡在各个时代会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由不同的主体来加以实施，然而其一贯的内核却只在于动态的静止。美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文化正为此提供了鲜明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