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战争的破坏，还表现在人员伤亡、房屋、牲畜、衣物等的毁灭，以及一些乡村城镇的破坏，有的甚至成为废墟等等。这是任何战争所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怎样认识这种破坏，前文已经论述了必须区别战争的类型和性质。只有这样，才能认清破坏背面的本质。至于中国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一般是在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破坏了社会生产，促使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生活处于绝境下，为了生存而爆发的。生存是中国农民起义的目标之一。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说得很清楚，“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籍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有的同志说得好，一场农民起义“拯救了大批劳动力，也是一部分劳动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放”。这是符合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事实的。故而，没有必要因农民战争伤亡了一些人员，破坏了一些城镇，而去指责它。还应该指出，我国历朝农民起义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就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地主阶级及其反动军队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极其残暴地惨杀农民，其破坏性远远超过农民军，农民付出的代价比任何阶级都重。在黄巾起义时，东汉政府将领皇甫嵩是残杀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广宗“斩梁（张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辆三万辆悉虏其妇子，系获甚众。角先病死，乃剖棺戳尸，传首京师”，又在下曲阳斩杀张宝“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11），这两次战役黄巾军死亡十八余万人，还筑“京观”于城南，宣传其战果。隋朝的隋炀帝也是诛杀起义农民的大屠夫，他规定凡起来反抗的人，“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12）。而地方官吏更是乱杀，“各专威福，生杀任情”。这样的大屠杀才是真正的破坏。当然，农民军也杀人，其对象是以皇帝为首的各级官吏和反动地主分子。隋末农民军攻夺郡县，“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13）。唐朝黄巢起义军，公元880年12月进入长安后，“捕得官吏悉斩之”，唐“宗室侯王，屠之无遗类”。明末李自成起义军“除暴恤民”的口号下，对残害人民，作恶多端的官僚、贵族和地主“即行斩首”，同时起义军关心百姓的疾苦，宣布“三年不征，一民不杀”，“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所以连地主阶级也不得不承认：“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饱掠，号日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贼甚急，敲扑煎敖，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14）因此之故，只讲农民战争的破坏性，是片面的，必然会导致否定农民战争在当时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
    农民战争究竟破坏了什么呢？如果要说农民战争的破坏性，那么农民战争最重要的就是不断破坏封建社会这个“旧世界”。首先表现在不断破坏当时的封建国家机器一政权。由于农民战争的规模大小不同，其破坏作用也不一样。有的把整个王朝推毁了，如秦、元、明等朝，其中明朝最典型，1644年李自成攻下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宣告明王朝灭亡。有的基本上瓦解了王朝，如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名存实亡。有的则局部地打击了封建政权。中国的农民起义军总是把矛头对准封建政权中的各级官吏，他们处决了一大批侯王和贪官污吏。李自成在洛阳处决了福王朱常洵，在北京，先后处死明皇亲国戚和官僚贵族500余名；张献忠在襄阳处决了襄王朱翊铭，在汉阳、武昌、沉楚王朱华奎于长江。农民起义使统治阶级“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15）。农民军占领区封建政权瓦解了，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程度不同地宣布废除封建政权所颁布的制度和政策，如秦末农民军首领刘邦进入咸阳后，就宣布“约法三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悉除去秦法”；又如明末李自成宣告“不输租，不当差，不纳粮”，破坏了明朝的赋役制度。总之，农民军所到之处，严重破坏了封建政权，这正是农民起义的巨大作用。其次，表现在局部地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在农民战争期间，农民军采取割富济贫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财产占有的转移，农民军在其控制的地区内，将地主官僚的财富无代价地分给农民。南宋时，钟相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凡攻占官府和“豪右之家”，就将他们的钱粮平均分给贫苦农民。实行“均贫平”，并“夺取祠寺之田”，均“授贫者耕种”。明末李自成攻下洛阳后，“发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饥民”。同时，土地占有也发生了转移。在农民战争时期，有的地主被杀了，有的地主逃亡了，地主的大片土地荒芜了。有的农民乘机夺回了过去被地主占有的土地，有的农民则占有了部分地主的土地。如明末张献忠的部队占领襄阳后，“占襄阳地土耕种”；李自成在山东，则“田畴江场，已为贼有”（16），又如在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明各地藩王建立的田庄相继解体，农民分占了田地。所以，清初康熙帝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康熙八年（1669年）宣布原来明藩王的土地，归现在耕种人所有，叫做更田名，只征收田赋。这种财产占有的转移，山东大地主丁耀亢曾说：“至甲申（崇祯十七年）入海，而闯官莅任，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分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户，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业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夺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地主豪绅）茫无恒业。……巨室膏田，一无主人，任侵占而谁何？”（17）农民军破坏了封建财产占有关系，从而为调整封建生产关系提供了可能，这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再次，不断地破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农民战争期间，农民领袖为发动农民参加，制造革命舆论，思想上打击封建统治者。一是公开否定当时的封建政权，为自己夺权造舆论。东汉黄巾起义明确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号召广大太平道道徒为推翻“苍天”--东汉政权，建立自己的“黄天”而斗争。二是否定封建的等级。封建社会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地主阶级思想家极力维持“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等级制，但农民要破坏它，以取得平等。北宋李顺起义时提出了“等贵贱。”明朝邓茂七起义自称“铲平王”，立誓要用暴力手段铲除封建社会的不平。三是否定封建社会财产占有的不平均，要求实现均平。封建社会的财产占有极不平均，尤其对土地的占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提出“均田”其矛头是对准地主土地所有制。“均田”和“均贫富”也成为农民起义领袖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斗争的旗帜。农民团结在这面旗帜下，为实现均平去战斗。北宋时四川地区土地高度集中，客户的数量高达全境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贫富分化严重，所以，李顺、王小波起义后，向农民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李顺起义军所到之处，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18）南宋钟相在其家乡武陵（今湖南常德）建立“乡社”，提出分财互助，以实现“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明确提出“均田”，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当然，农民的平均思想是难以实现的。但从各方面看，农民的“均平”主要是均地主的产，实现其当自耕农的理想。所以，这种“平均”思想，可以作为一种武器动员和鼓舞农民参加斗争，同时又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制，仍有其进步性，不能一笔抹煞的。四是否定封建血统论。血统论是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而制造的理论，对农民有较大的影响，只有破除这种血统论，才能动员农民战斗。秦末陈胜起义时，就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否定了血统论，并自称陈胜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称王。此后，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则屡见不鲜了，唐黄巢称为“大齐睿文宣武皇帝”，元末农民军立韩林儿为帝，称龙凤皇帝，李自成也于1644年4月29日在北京称帝，这是对封建血统的大破坏。
    总而言之，破坏社会生产委过于农民战争，是不客观的。中国的农民阶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推动着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地前进。中国的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