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主张打破“伪造的黄金时代说”，创造将来真正的黄金时代。他深刻地阐述了历史观与人生观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在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如不通过考察探明其趋向，人生将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一样无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注：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史学论集》，第68页。）“黄金时代”说所反映的是退化的历史观，由于这种“伪造的黄金时代说”盛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这种史观不仅支配着中国传统史学，而且造成了消极保守的人生观。人们不是通过自身努力去改善处境，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命运或“天亶天纵”的英雄人物身上，“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注：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史学论集》，第72页。）这种状况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把中国伪造的黄金时代说打破，才能创造将来，力图进步。”（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4页。 ）李大钊认为，人类历史从总体上讲是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黄金时代不是在我们背后的，是在前面迎着我们的。”（注：李大钊：《演化与进步》，《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87页。）打破伪造的“黄金时代”说， 目的不仅是否定一种错误的历史观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且要使我们通过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得到乐天迈进的人生观”，增强信心和勇气，“于现在于将来努力去创造黄金时代”。（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86页。）这样， 李大钊就将对于一种错误史观的分析评判与创造未来历史的重大使命结合起来，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把史学的社会功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批判崇古、信古思想，否定退化史观，但也不造成对古代历史遗产持虚无主义态度。他认为，“古代自有古代相当之价值”，古人创造的东西，如艺术作品，“固有我们不能及的地方”。（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5 页。）对于其一再批评的怀古思想，他也没有一概否定，认为其中含有的不满现状的因素可以加以利用，向创造将来的方向引导。（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2页。 ）他对今古关系有相当辩证的看法，认为今与古是相对而言的，“我们看古是旧，将来看今也是古”；今古关系同时又是包含和继承的关系，“古人所创造的东西，都在今人生活之中包藏着”。（注：李大钊：《今与古（二）》，《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75页。）因此， 对古代历史遗迹顶礼膜拜和不加辨别地一概贬斥同样不妥，”我们固然不能轻于盲拜古人，然亦不可轻于嘲笑古人”。（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03页。）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批判地继承。
    李大钊的上述分析和评论，主要是在历史观的层面上讲的，与稍晚出现的“古史辨”派专门从历史文献辨伪角度“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注：顾颉刚：《签列胡两先生书》，《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册，第101页。）可谓殊途而同归。作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主要活动家，李大钊没有也不可能象“古史辨”派学人那样，通过系统的文献整理证明“黄金时代”说之虚妄，但其对“黄金时代”说的批判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却非“古史辨”派及同时代其他学者所能及。“黄金时代”说作为一种历史观念，仅从史料辨伪角度对其进行批驳，并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所在。只有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对远古时代作准确的历史定位，才能从根本上驳倒这种荒谬的历史观。李大钊侧重于史观角度的阐述，不仅较“古史辨”派更为深刻，而且提供了正确对待古代历史遗产的范例，而后者对于创立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是不可或缺的。
    二、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探讨
    对“黄金时代”说的批判，集中地体现了李大钊的疑古精神。然而，疑古只是探索古史真相的一个必要前提，而并非古史研究的全部。李大钊并未停留于疑古，而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历史文献和地下出土材料，对中国古代社会作了一定的考察，从而使其古史研究具有科学研究的内涵。
    李大钊的古史研究有一个与以往史家明显不同的特点，即注重对古代经济生活的研究。中国古代传统史学主要记载“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00页。）“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 （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47页。 ）对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反映相对较少。近代新史学扩大了研究领域，但仍侧重于政治史、文化史，而对经济史未给予足够重视。李大钊着重研究经济史，不仅是要纠正以往史学的弊病，而且也基于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认识。他援引马克思的论述指出，“文化是以经济作基础”，“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等的生活”。（注：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89页。 ）因此，他研究经济史，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即寻求历史发展的真实基础。
    李大钊对中国远古至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作了初步的考察。（1）他根据地下发掘材料和古代文字的演变， 以及有关伏羲、神农、黄帝的传说，肯定中国远古时期有渔猎、畜牧、农业等不同经济时代的存在，被中国人尊奉为祖先的黄帝，“是农业经济时代的反映”，“农业之民，土地为重，故崇地之黄色为正色。其首长亦取地的光色尚黄，其民即尊之为黄帝”。（注：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同上书，第252-253页。）（2 ）他将经济发展与君主制的产生联系起来，认为君主的产生与火的发现有关，“火为人类生活史上第一个大发明，故那时日人们对于精于用火者，即奉为君主。”（注：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同上书，第253页。）这较夏曾佑仅仅将君主制的产生归结于宗法制， （注：严复译：《社会通诠·夏曾佑序》，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无疑是一个进步。（3）他考察了远古时期的商品交换情况， 根据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认为“在中国石器时代以贝壳为主要的货币”，龟甲、家畜、兵器、农具、布帛等物品也都曾充当货币。（注：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53-257页。）这实际上说明，当时的商品交换是原始的以货易货的物物交换方式。（4）他根据当时所见殷墟出土物中没有金属器物， 能辨读的甲骨文字中无金字或从金的字，以及《尚书》、《诗经》等有关文献记载，判定殷商时期“尚为石器时代”，周朝才进入铜器时代。（注：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李大钊史学论集》， 第255页。）这个判断并不符合史实， 考古学家后来不仅从殷墟中发掘出青铜器，而且将铜石并用时代向前推进到公元前三千年初期，（注：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即仰韶文化晚期。然而，李大钊有意识地利用出土材料与已有文献相印证、以探索古史真相的研究方法，应当予以肯定。当时，中国的考古学、人类学尚未产生，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尚未开始，对远古时期即史前史的研究受到材料的很大限制，有某些牵强附会的解释甚至错误的判断，是难免的。李大钊作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之一，留给后人的主要不是符合今天认识水平的多少具体结论，而是研究方法上的许多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