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具体做历史研究，陈寅恪不是拘泥于一种现成的理论模式去框架历史，而是从历史实际出发，表出隐讳，校正诬枉，示范了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完善结合的史学方法。这或者可以归纳为三个特点：一是考异求真，二是对复杂历史问题做动态的把握，三是抓关键大事和转捩点。
    第一点，陈寅恪曾说明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原则：“凡前贤之说，其是者固不敢掠美，其非者亦不为曲讳，惟知求真而已。”（注：《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史语所集刊》1本2分册，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109页。）求真就是要拂去一切史事上的尘封，揭露撰旧史的“史臣颇讳饰之”（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引自《寒柳堂集》，97页。），懂得“相传之史料复多隐讳之处”（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53页。）。并告诫：“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74页。）谁不下功夫精研古籍，比较同异，正其{k1lc03.jpg}误，补其阙遗，谁就不能找回被史臣讳饰的历史真相，所以他总是把求真作为治史的第一要义，致力把“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53页。）的历史原貌恢复起来。陈寅恪十分赞赏司马光、李焘的《资治通鉴考异》和《续资治通鉴长编》那样广博取材、精审考订求真的办法，主张：“儒家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33页。）求真须精审做考据，并不是件易事。仅《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篇跋文中，他考证该经的译主，在引述法、德、日的相关文献资料后，又研究了蒙文、梵文、藏文、中文的对音和意译，将古今中外书籍互相补正的功夫展示到极致。应该说，他一贯主张的取“最有关之资料，综合比证，求得一真确之事实”（注：《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史语所集刊》2本3分册，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126页。）。这种考据求真、实事求是的研究，表明其治史的态度是客观的、唯物主义的。
    第二点，《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示范陈寅恪在动态中把握历史发展脉络方法的经典之作。其上篇和下篇的标题为“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和“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其中升降、连环性、关系这些概念，表明使用了从事物的变化发展和事物之间的联系中认识事物本质的哲学方法。关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书中有专门的解释：“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128页）举例证如突厥覆灭，“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自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130页）又如“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钜，至文宗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斯又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一例证也。”（132页）还有上文已述及的，“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140页）这样的分析充满辩证法的光彩，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第三点，陈寅恪论著中着重探讨的每每是涉及全局关键和历史转捩点的一些事件，悉心研究大事、大问题，有些事虽不大，但是可以成为历史转折关键性标志者，他也予以特别的关注，充分体现出眼光的穿透力。其例证最著名一则是关于武则天破坏关陇集团的问题，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已有所论述，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更为详明，在论述唐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诏书时说：“此诏之发布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捩点……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注：《历史研究》1954年1期。）
    其他这样抓关节点抓大事进行开拓性研究的例证不胜枚举，兹仅列举有关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的一系列重要论断：
    论及曹操时，讲他的求才三令：“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引自《金明馆丛稿初编》，44、45页。）
    论西晋史指出：“罢州郡武备与行封建制度，是西晋政治上的两件大事，影响至巨。”（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32页。）
    论东晋史，分析《世说新语·言语》所载晋元帝始过江时与江东士族代表吴郡顾荣的问答，称“顾荣的答语，实际上是一种默契，即允许北人寄居江左，并与之合作。双方协议既成，南人与北人戮为同心，共御外侮〕〔原文作“敏”〕，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此决定。”（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152页。）
    论南朝史指出：“六朝到刘裕为皇帝，阶级已起变化，楚子代替世族做了皇帝。”“梁陈之交，是南朝政治史上的一个大变化的时代，楚子集团的时期结束了，士族的历史结束了，原来默默无闻的南方蛮族中的土豪洞主，纷纷登上了政治舞台。陈朝便是依靠南方土著的豪族建立起来的。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的大变动。”（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215、214页。）
    论北朝史，由高阿那肱斥鲜卑秃发氏之后裔源师为“汉儿”，称：“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又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8页。）并说：“应注意六镇对南北朝乃至隋、唐历史的影响。六镇起兵最大的现实问题，在改变了北朝的历史。……六镇起兵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反动。这种反动，在北齐的鲜卑化中，表现出来了。”（注：《魏晋南北朝史演录》，268、297页。）还提出宇文泰维系其关陇胡汉诸族人心的关中本位政策论：“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91页。）
    论唐史称：“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画分界线。”（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8-19、49页。）
    综合以上引述，可理出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显见其非常擅长使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研究对立面的斗争，剖析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导其发展趋势结局的主要方面，把问题的前因后果演变情势说得非常简洁明白。这是在历史研究中抓纲举目，洞察历史运动大势的大手笔。
    本节不厌其烦详引证据是想纠正一种认为陈寅恪只重证据不重理论的误解。希望说明其对近代中外哲学方法、科学理论的许多优秀成果不仅不生疏，而且有所汲取运用。
    诚然，陈寅恪并没有关于史学理论的专论留下，他本人也没有刻意要创建一种史学理论体系，但其学问渊博，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有机会接触古今中外各种史学流派，包括兰克史学、黑格尔哲学、新人文主义史学、进化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切积极的思想文化成果都在其视野中。他对史学的追求、史学的效用、史学的魅力、史学的局限、史家所需的才识胆略等诸多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均有深刻的认识，随机发表在他的谈话和论著中。他又有“不为牛后”的个性，于是融会贯通中外史学理论方法于胸中，自成一格治史，在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换的关头，在自己的论著中，将融会百家之长的独特史学理论方法昭示后学。陈寅恪是卓然特立的，我们认识陈氏史学，切不可将之比附归纳塞入某现成史学流派中去评说。
    经过了这几十年，当人们醒悟过来，为过去都在同一理论模式框架中充填材料，做注经式的学术研究，甚至跟风逐流，制造了无数文化垃圾而懊悔蒙羞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陈寅恪流传后世的鸿文名篇，就可以更正确地认识陈寅恪和陈氏之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