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此事，苟国华接下察隅村长阿登报告后于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专差雇丁通事杨万全改作蛮装，并派精壮夷民二名协同驰赴瓦陇一带确探情形”，据杨万全返回后报告：
    该通事等于二十一日夜约二更时分，行至瓦陇，见河对岸边火光数十处，有洋人约二三十逡巡上下，带有兵器。其人身高面丑，不着中衣，新造草棚三四十间，并有白布帐篷两座，暮夜之间，亦难知其人数。该通事又访居民，称彼族来界，约有十日。(16)
    该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一日为公历1912年1月9日，寻访当地居民在第二天，即10日。邓达斯是1月3日到达叶普克河的，距杨万全寻访当地居民七八天，说“约有十日”，合乎常理。杨万全改着蛮装，与当地夷民同往，邓达斯将他们三人当作藏族，也在情理之中。
    邓达斯所说的这三名藏族树立龙旗和建中华帝国界牌之事，则应当是苟国华接杨万全报告后，再指令杨万全所为，时间在12日。可惜尚未见到有关汉文文档。按理苟国华必定有向顾占文的禀报，是尚未查出，还是有突发事变，致使苟国华未及写，抑或写了未能送出，或送出而未能送达，均不可得知。在《清末川边档案史料》中，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912年1月27日)苟国华禀报顾占文续探外人来界情形的禀报，是苟国华最后一次禀报。从其时西藏及川滇边骤然突变的局势而言，上述诸种情况都是可能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仅两天就传到西藏，驻藏川军在会党组织的操控下发动兵变，始而“勤王”，继而“革命”，为抢劫财物擅自发兵攻打色拉寺，引发与西藏地方的内战。川军进藏时逃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在英人的唆使与支持下乘机发动“驱汉”运动。1912年初十三世达赖与英属印度总督哈定会见后，派遣其亲信达桑占东潜返西藏策动“驱汉”。驻藏川军攻打色拉寺后，“达赖授权其噶伦”动员“驱汉”，西藏地方政府以十三世达赖名义发布文告煽动：“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17)达桑占东入藏后组织了万余僧俗民兵，自任卫藏民军总司令，疯狂围攻中央驻藏机构与军队。“驱汉”狂潮迅速席卷川滇边，“达赖更密檄康地僧徒，嗾蛮民仇汉”。乡城、定乡、稻坝、贡嘎岭、江卡、乍丫、三坝、南墩、理唐、河口、盐井纷纷陷落，巴唐、昌都被围困。(18)察隅城虽然暂时未被攻破，但已被分割包围，城中文武官兵仅百数十人，在新军前营帮办蒋洪喜的率领下苦苦支撑。
    从成都出发的特使一行4月1日上路，历尽艰险与危难，到达察隅城当在5月底或6月上旬。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察隅城苟国华、蒋洪喜等人与特使会见，赞同共和，拥戴新生的中华民国，接受特使带来的民国委任，并决定在1月间刚树立的清朝龙旗及中华帝国界牌旁建立中华民国界牌。此时的察隅城孤悬绝境，四面被围，守军以寡敌众，粮弹殆尽，救援无望，生机几绝，用古诗“黑云压城城欲摧”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特使与守城官兵仍作出了出城巡边建立中华民国界牌的决定，这是何等壮烈的忠诚与奉献，用该诗的最后两句“为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形容他们也不为过，这里的“君”已不是帝制之下的国君，而是推翻千年帝制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他们接受民国政府守土防边的委任，抱必死的决心来履行职责，捍卫祖国边疆。
    要以言之，民国元年察隅巡边立界是在英国及英属印度推行“战略边界计划”谋划侵占我国门隅、珞瑜、察隅固有领土之时，在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及川滇边“驱汉”狂潮汹涌、察隅被重兵围困随时有城破人亡的危急之中捍卫国土的壮举。
    三、壬子百年祭
    刘赞廷编纂的《察隅县志略》记述了守城官兵的结局：
    惟民国元年，藏番东侵以数千人来犯时，县知事为苟国华，与新军前营帮办蒋洪喜誓死守城，蒋洪喜勇敢善战，藏番惧之，愿出五千金请汉官携带老幼由云南假道回川，弗允。被困三月，粮尽弹竭，于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全城文武男女及蒋之老母共一百四十七口，同时投江而死。(19)
    文中说的城破之日是阴历，公历为1912年7月5日，此时距在压必曲龚建立民国界牌不足一月。在“驱汉”狂潮中，有不少被围困的驻藏机构和军队接受和议，假道撤离。察隅城的“文武男女及蒋之老母”接受民国守土护边之责，生死相许，毅然拒绝撤离回乡的苟且偷生之路，恪尽职守到最后一刻。他们的死悲壮惨烈，激荡着慷慨赴难殉国的浩然正气。
    关于民国元年特使赴边会同察隅官员与守军巡边立界之事，笔者曾在《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及《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一书中简要地论述。(20)之所以没有写专文论述，原因是有一些事情尚未搜寻到确切和足够史料来作出完整和清晰的考证。
    查到的关于四川当局派特使赴边情形仅在《民元藏事电稿》有9月18日《蔡锷电政府据殷承献电遵示暂驻盐井并拟以一军守杂瑜波密等处请核示》及9月23日《国务院电蔡锷所称经营珞瑜波密一节珞瑜已有川员前往波密距滇较远就先探明地势勿得轻进》有极其模糊的记载。(21)
    西藏与川滇边出现武装“驱汉”攻击围困驻藏机构与军队的情况后，四川与云南组织西征，但不久两省即在进兵路线及攻防区域发生龃龉。云南方面攻占盐井后拟再西进察隅、珞瑜、波密等地；四川主张藏事由川独任，不同意滇军由盐井西进，并要求云南退出盐井，由四川派员接任。上述蔡锷电报陈述云南方面的意见：
    我军遵电暂驻盐井，不与川军逼处，惟滇边接壤之杂瑜、波密等处，既不属藏，亦不属川，紧与怒、俅两处西北相错。承献拟以一军实力经营，以屯以守。现英人修路，已抵亚必曲陇(即压必曲龚——引者)，距杂瑜九十里耳，川军能长驱固善，否则以驻波密杂瑜之师一出江达而北，一度楚河而西，不惟形势利便，而近可置藏番之死命，远可戢强英之野心，退可与怒俅打成一片。
    后电陈述袁政府不同意上述由云南进兵杂瑜、珞瑜、波密方略，称：
    所称以滇军经营珞瑜、波密一节，查珞瑜已有川员前往，设波密系上年驻藏陆军平定之地，且道里距滇较远，应先探明地势番情，勿得轻进。
    从蔡锷的电文可知英人进犯察隅的消息已传至内地，川、滇两地西征除援救被围攻的驻藏军民和镇压“驱汉”狂潮之外，还有“戢强英之野心”、守护边防的目的，四川方面派员入藏当然也包含这两重使命。国务院的电文中所说已经派出官员前往珞瑜，表明在派赴察隅特使的同时还向珞瑜派特使，或者两处特使均为一人兼任，先赴察隅再至珞瑜。电文发出的时间为9月23日，距特使出发的时间已近半载，而电文未提到特使赴边及返回的情况，可以料想是未收到特使的信息。那么，赴察隅的特使是在巡边立界后又返回察隅城中，最终与察隅军民共同赴难，还是继续前往珞瑜而不知其所终？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汉文史料，最主要的是没有查找到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务谨顺所提到的特使出发的报道，对英文史料中所提到的界牌建立者究系何人难以考证。界牌上写的Commissioner Chiong Fon Chi是否就是务谨顺报告中所说的Chiang Feng-ch'i？如系一人，哪一个的拼写有误？上面提到的英文姓名及特使随员翻译、向导的英文姓名应复原为何种汉文姓名？他们的履历如何？建立界牌后命运如何？这些都未可得知。
    2012年是特使赴边会同察隅军政巡边立界牌和察隅军民赴难殉国的百年纪念。上述诸多疑问未有答案，笔者只能草成此篇聊作祭文，并敬录《察隅县志略》中诗句，焚香遥祭察隅县殉国军民及特使一行。诗云：
    千里孤军势已危，滇云假道愧谁知。齐东不没田横殇，塞上悠归赵母悲。羌笛吹来壮士血，戍楼人去儒林碑。遗留唯有英雄泪，一瓣心香万古垂。(22)
    诗中“戍楼人去儒林碑”是否指特使一行告别被围困的察隅城？也没有确证可考。
    文中照录界牌上及务谨顺所写的特使一行人的威妥玛拼写的姓名，但笔者多么希望有一日能恭书他们的汉文姓名而祭拜之。一年多时间又过去了，考证仍无进展，看着这些史料，心中如同揣着一团火，不吐不快。刊布此文，切望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共同发掘出新的史料加以考证，使他们的英名得以昭示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