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所塑造的英雄主义人生观和个人尊严的观念,符合城邦政治的要求。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城邦鼓励公民建功立业,对英勇杀敌为国捐躯者,对为城邦做出重大贡献者,对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者,对体育比赛优胜者都给予极高的荣誉。城邦尊重公民的自由与权利,鼓励公民积极参加城邦的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与文化娱乐活动。希腊人热爱祖国,珍视自由,认为即使在城邦体制下受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有权势和财富好。希罗多德记述过这样一件事:在波斯国王薛西斯率军入侵希腊前夕,有两个斯巴达人自愿到波斯军营送死,替两个要求"土和水"而被杀的波斯使者偿命。波斯将军劝他们投降,说这样不仅可免一死,还可以得到一块希腊土地去做统治者。这两个斯巴达人是这样回答的:你们的劝告说明你们习惯于做奴隶而从未体验过自由。如果你们体验过自由,知道它的味道,你们就会劝我们不单要用枪,而且要用斧头来捍卫我们的自由了(注:希罗多德:《历史》Ⅶ,135。)。 由于希波战争的胜利,希腊人的自信心大为增强,人本主义思想更加发展,他们以更理性更世俗的眼光审视社会和人生。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就是这种自信心在哲学上的表现。诗人们竞相赞美人的智慧和力量,肯定人是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让我们听一听悲剧作家索福克利斯所唱的一支人的颂歌吧: 天下的奇事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他要在狂暴的南风下渡过灰色的海,在汹涌的波涛间冒险航行。那不朽不倦的大地,最高的女神,他要去搅扰,用变种的马耕地,犁头来回年年耕耘。他用多眼的网捕那快乐的鸟,凶猛的走兽和海里的游鱼--人真是聪明无比!他用技巧制服了住于旷野的猛兽,驯服了鬃毛蓬松的马,使它引颈受轭,还把不知疲倦的山羊驯养。他学会怎样运用语言和快疾如风的思想,怎样养成了社会生活的习性,怎样在无法露宿之际躲过霜锋雨箭。什么事他都有办法,对未来的事也样样有准备,甚至难以医治的疾病他都能设法避免。(注:《安提戈涅》,第一合唱队歌,332-362行。) 希腊人赋予裸体以神圣的意义,在运动会上运动员也把裸体作为一种美展示给观众。艺术家细心地观察人体,致力于刻画人体,创作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既是现实人体的艺术再现,又是对理想个人的追求。它们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因而具有永恒的魅力。 智者学派之后,学者们更多地把目光从自然界转向人生和社会,开始了对人类自身的理性探讨。苏格拉底致力于塑造道德完美的个人,柏拉图则致力于理想社会的求索。亚里士多德构筑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学科体系,社会科学从此开始兴起。 三 上古各文明民族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各地区文化各具特点,而独有希腊文化以理性和人性见长,这是耐人寻味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确定希腊古典文化这一特点形成的根据,只能从希腊社会有别于其它地区的特点中寻找。我认为,历史机遇、古典奴隶制和城邦制是理性和人性形成的根据。 希腊人是在铁器时代才步入文明的,起点较上古其它民族要高。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利于吸收西亚、北非先进民族数千年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从野蛮时代到古典时代,希腊人仅用了300多年的时间(公元前8-5世纪)。这时的希腊人,英雄时代的风韵犹存,原始宗教尚未经过神学家的改造,科学成就已达很高的水平。这一切都有利于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的形成。 希腊在城邦形成时期,由于平民反对氏族贵族的斗争,普遍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奴隶主只能以外族人为奴。这样,希腊人与蛮族,自由人与奴隶就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天地悬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人对人格、尊严、自由、权利等等自然极为关注,因而形成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希腊城邦,特别是那些工商业比较发达、实行民主政治的城邦,十分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允许公民自由地讨论问题。工商业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民主政治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因而促进了理性精神与人文主义的成长。 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理性与人性,一旦环境改变,就不能不枯萎凋零。当马其顿人把希腊纳入一个包括许多民族在内的大帝国的时候,希腊人的理性与人性精神就渐趋黯淡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虽然仍葆有理性传统,但它追求的已不是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和造就美好的社会与人性,而是心灵的慰藉。伊璧鸠鲁宣传原子论,是为了否认神的存在,把人从对神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以免除心灵的痛苦,得到快乐与幸福。斯多葛学派宣传"逻各斯",逻各斯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又是神的意志。斯多葛派要人们遵循逻各斯,以免除心灵的痛苦与烦恼。至于那些放流形骸、超然物外的犬儒学派,他们把贫穷当幸福,把孤独当自由,则是既违常理又反人性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起到了半宗教的作用,反映了失去城邦的希腊人的内心痛苦和要求获得灵魂拯救的愿望。这种心态发展下去,势必导致宗教的产生。当一个更为强大的罗马帝国出现的时候,一个能为人提供天国幸福和使人灵魂得救的基督教终于形成。于是,理性被信仰代替,人性被神性扼杀。 经过上千年的基督教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欧终于迎来了古典文化的复兴。但文艺复兴偏重于用人文主义批判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直至18世纪,理性在启蒙运动中才恢复了它应有的权威。 欧洲的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时候理性和人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主导地位,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可喜局面。所以,理性和人性是处在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是人类的优秀的文化遗产,符合科学性和民主性。我们应该有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熔东西方文化于一炉,为创造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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