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以外，还有樽井藤吉提出亚洲合邦论。他在明治24（1891）年写有《大东合邦论》。他也曾建立一个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东洋社会党"，受到政府的压制。他的"合邦"理论与以后军国主义所鼓吹的"合邦论"有所不同，主张"和平的"与"无私公平"的合邦，以恢复"东洋的势力"，主要论说日本与朝鲜的联合。此与当时准备侵略中朝的日本政府站在不同的立场之上，实质是提倡亚洲和平的联合，是早期亚洲主义"东亚联盟论"的又一种表达方式（注：参见〔日〕《日本历史·近代4》，岩波书店，1962年，128页。）。
    前文已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作了概述，并对其中的部分观点作了肯定性记叙，那么这个思潮的历史局限性是什么？如何对其作公允评价？笔者认为，早期亚洲主义中的"亚洲责任论"等思想使亚洲主义不可避免地染有大国主义、"东亚盟主"的思想。
    草间时福在《东洋连衡论》中说，亚洲可主持连衡之大业的，"除了日本难道还有其他的国家吗？"他主张实现连衡计划，要有自信，有方法：譬如印度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可先派书生赴印度，审其政体风俗，学其语言文章，或利用杂志、报纸或演说等诸方式，宣传印度人当求独立之精神。唤醒其公共之义务心，促其求独立之幸福。印度一旦独立，英于印度失其支配之力。其结果，日本将可"维持欧亚大陆之权衡，欧洲将无法再对亚洲做蚕食之态，日本将由此而稳操东亚盟主之牛耳。"（注：参见〔日〕明治12年11月19日《邮电报知新闻》。）想做"东亚盟主"的思想在此暴露无遗……
    《兴亚策》作者杉田在其论著中流露出明显的日本优越思想，倡言日本在亚洲有输出先进文明以启后进的责任，提出所谓文明输出论。此思想发展的结果引发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文化理论。他游历中国后"痛感"中国人"毫无忧国忧民之心，也无利国益民之心"，说有"对清国人进行教育的必要"。为了施行文明输出计划，他曾与植木枝盛、中江兆民在上海开办东洋学馆。
    显然，对于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我们主要应该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其"中日提携"论出于当时侵亚论形成之际，独标一帜，诚属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适当历史地位。然对其亚洲责任论与亚洲盟主论等思想，则应予批判（注：这种思想在日本产生负面的影响甚大，如甲午战争之后，伊藤博文曾经说过："这次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笔者）使日本收得海外领土，为守备此领土应继续扩军，且要乘此连续胜利之良机，争为东亚盟主，以发展已得战果……历来的军备皆以维持日本主权线为其根本。今当扩大战果，以争为东亚盟主，开拓日本利益线，最终霸取东洋为计。"（参见《日本历史·近代4》，124页）。其"东亚盟主""霸取东洋"的思想，当与早期亚洲论者的"东亚盟主"思想有很大联系。）。
    二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及其特点
    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一个新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由强转弱，接近尾声。政府方面忙于制定宪法与修改条约。与此政治形势相对应，国内欧化主义思潮泛滥。西洋生活方式被大量引进：西洋舞、西洋音乐、西洋绘画成为一时风尚。闻名于世的"鹿鸣馆"也在这时出现，有人将这个时代称为鹿鸣馆时代。值此时代变局，一部分有识之士心怀忧虑，批判世风，希望振兴亚洲文化，恢复"民族自觉"与"日本文化的独自性"。明治21（1888）年，《日本人》杂志创刊，以后又由《日本人》杂志同人组织"政教社"，提倡国粹主义与"日本主义"，进而演绎出文化亚洲主义思潮（注："政教社"（1888年）实际包括两个团体。其一为"哲学馆"，其成员有井上圆了、三宅雪岭、棚桥一郎等人。其二是"东京英语学校"，其成员有志贺重昂等人。此后两团体结合，组织"政教社"，出版《日本人》杂志（1888年）。《日本人》杂志发刊日为"神武天皇祭"，以示此刊物宗旨为"保持国粹"。此后，"日本主义"报纸《日本》同人陆羯南等人与《日本人》杂志合组《日本与日本人》。《日本》报纸同人也加入政教社。与"日本主义"有关，1897年，井上哲次郎创建"大日本协会"，《日本主义》创刊。）。
    史实说明，日本国粹主义或"日本主义"派其主旨虽是宣传"国粹"与"日本主义"，而重要思想组成与亚洲主义紧密相联。与前期亚洲主义不同，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国粹主义以及日本主义所代表的亚洲主义具有明显的文化性质，即阐发日本文化底蕴，寻觅日本人文根源，反对日本欧化主义思潮；注目日本文化与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内在深远联系，对之做正面肯定与宣传，主张更新与"复兴"亚洲文化（其主要内容为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东亚传统），以此为根基重建日本新文化。因而明显体现出"文化"意义上的亚洲主义倾向。故可将此期亚洲主义界定为"文化亚洲主义"，而前一时期的亚洲主义则为"战略亚洲主义"。当然主张文化亚洲主义的不仅仅是国粹派等。一些并非属于国粹主义以及"日本主义"派别的思想家也同样关心着日本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同样反对日本的全盘欧化思潮，而主张更新的东亚文化传统重回日本，以建立适应工业东亚的新文化。
    主张文化亚洲主义的代表有三宅雪岭、冈仓天心、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等人。以下我们试对日本文化亚洲主义思想观点作介绍与评析。
    文化亚洲主义者在西学冲击的形势下，对亚洲文化投以格外的关注，主张亚洲文化的复兴与更新式回归。西村茂树曾成立"东洋学会"，其主旨是反对偏重"洋学"，力主接续与发扬日本、中国与印度的固有传统文化。因"东洋学会"建会较早（1886年），乃为日本文化亚洲主义思想的产生透出初期信息。他在名为《东洋学会的前途》的演讲中说：世界上的学问可分为三大类：其一是通东西而能发挥其中的真理者；其二是依西洋之学理而能发挥东洋之事理者；其三是东洋自身的学问。他对第三种学问即东洋的学问投注热忱的关怀。他强调不当以西方学问绝对地覆盖与统合其他民族的学术文化。主张在开展东西文化比较中，重现东洋学的风采与精华，既求东洋文化的进步，也求世界总体学问的进步（注：〔日〕《学问与知识人》，《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岩波书店，1989年，95页。）。他将西方学问与东方学问等同视之，西方学问自有其优秀之处。但对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学习而利用之，由"通东西"而发挥真理。人们当努力掌握西方学说，而学习目的乃是为了东洋文明的改建与更新，建立适应目下情势的新亚洲文化。
    冈仓天心在其名著《亚洲的觉醒》中，提出以"亚洲觉醒论"为基调的亚洲文化复兴观。他承认西方确实曾给予亚洲许多有益的东西，对此亚洲人从来都是抱着感激的心情。然而他笔锋一转说，不可忘记的是"给我们真正灵感之源的还是亚洲的精神"，亚洲的精神将古代的文化传播给我们，"植吾以更生的种子"。他不无自豪地说：日本确实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日本有理由为此而高兴。他强调亚洲在觉醒中，亚洲在"复活"。他说亚洲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似乎在沉沦中，即使日本也有过一个"昏睡"的过程，但"作为东洋一国的日本，她的国民正在努力应付着随近代社会接踵而来的种种急务，她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现在日本刚刚从昏睡中醒来"。他说在东方曾有过一个"亚细亚的长夜"。他分析造成这个"长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蒙古人对亚洲人的征服"，"这是一个极大的惨祸"。这种征服的结果足以使中国与印度为主体的亚洲文化传统被迫中断，无法进展。他指出，随着近代的到来与时势的变迁，也由于西力东侵的刺激，亚洲已经觉醒。日本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明这种"觉醒"是客观的事实，不容怀疑。不过他不无遗憾地说，对于"亚洲复活的内面含义，以及我们的终极理想"，西方依然还是"抱着很大的猜忌。"他深深觉得有必要将亚洲觉醒的要求以及亚洲（特别是日本）正在觉醒的情况告诉西方，以消除西方人对东方人至今依然存在的"懵懂无知的状态"。他责备西方人"持有人种的偏见，自十字军遗留下来的对东洋人的种种漠然与嫌弃，依然支配着他们的心。"（注：〔日〕冈仓天心：《日本的觉醒》， 岩波书店， 1993年，14页。）他呼吁东方与西方文化要有一个相互理解与学习的过程。相互隔绝，或视西方文化为世界文化中心的思想是错误的。
    这些人所谓的东亚学术与文化，除神道、佛教外，主要指中国儒学文化。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存着一份"汉学"关怀与"儒学情结"。甚至可以这样说，日本的文化亚洲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儒学回归主义"。文化亚洲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指向，是要在日本业已成为"工业日本"的前提下，重建日本的文化体系。而此体系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即为儒学，儒学重倡与"儒学回归"是文化亚洲主义的又一思想特点。
    例如元田永孚在看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民教育政策失败，主张重新起用儒学，在新形势下对国民精神做重新统合。早在1879年以"天皇旨意"名义所写的《教学大旨》中就称："教学之要，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以尽人道。"提出了源于儒学的"基于祖宗训典，专明仁义忠孝"的教育原则（注：〔日〕《史料日本史》（近代篇），吉川弘文馆，1989年，170页。）。1890年日本颁布《教育敕语》， 可以说是儒学回归近代日本的明显标志。《教育敕语》规定日本正式以儒学为教育之本。其中云："树德而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新，世世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教育敕语》还要求国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以使全日本国民皆成"忠良之臣民"（注：〔日〕《史料日本史》（近代篇），吉川弘文馆，1989年，171页。）。
    冈仓天心在宣扬亚洲主义的文化观时，同样注目"儒教"，认为儒教是"农业文明的缩影，其本来的性质是自制的非侵略的。"这样的说法显然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儒教的基本表达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是儒教的核心宗旨。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想的和谐社会。冈仓天心认为，儒教是亚洲之心，因为孔子之教，将热爱土地劳动的道德神圣化。孔子与他的弟子，教人以淳朴家长制的道德，并主张这个世界谦让与调和。以后佛教传入，又使自制的观念得以强化。孔子主张"种族宿命"思想，而对于这种宿命要努力去遵行，不可以有所超越。显然冈仓天心将孔子诠释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并希望日本能遵从孔子的和平主义。冈仓还这样说明儒教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原本是一个岛国，因儒教与佛教的影响，与邻国一道，自制自律，在岛国狭小的领域里，遵从着自己的宿命。"（注：参见〔日〕《日本的觉醒》，44页。）
    在复活儒教思想的声浪中，一些思想家注重儒家学说的具体研究，以发掘其中适应新时代的学理资源。明治26（1893）年时三宅雪岭著《王阳明》。该书用评传方法写就。著述目的旨在宣传"东洋文化"，尤其阐明东洋哲学于当今日本存在的意义。他声称在王阳明处找到了自己的"分身"，这种"分身"才是本质的"自我"，也是日本的真正精神本原。他对阳明的"良知说"特别给予关注。在三宅看来，阳明思想的精华所在是"良知说"，"然有良知处，则万般的事物皆恍然而融和。如何的艰难，任何的穷迫，而未能系缚我者。"他对良知说做如下解释："如阳明所说，吾心之良知即是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注：〔日〕三宅雪岭：《王阳明》，参见柳田泉编《三宅雪岭集》，明治26年。）他得出结论，良知说与西方哲学相比较，实与康德之所谓理性同（注：明治时代思想家受阳明思想影响甚大。内村鉴三评西乡隆盛思想时曾说："他（西乡隆盛）很早就从王阳明的著作中受到启发。王阳明关于中国哲学家良知与仁慈而严峻的天理之间的关系的学说，成为亚洲尊严精神的共同起源。这种尊严精神，与基督教精神（新教精神）已经十分相似。"（参见〔日〕内村鉴三《代表的日本人》，岩波书店，1990年，22页）。）对王阳明的推崇，可以说是明治时代文化亚洲主义思潮中的一种共识。如果我们将新渡户稻造也看做文化亚洲主义主张者中的重要一员，则在他的著作中也明显可见对王阳明的赞美："最高洁的武士中，有许多都受过阳明思想的强烈影响……西洋的读者也能从中找到与新约圣书相类似的观点。"（注：〔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岩波文库，1958年，36页。）另外，井上哲次郎有《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论述了日本阳明学哲学史，对心学思想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做了详尽论述。
    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十分重视中国儒家文化的地位有其历史原因。从历史上看，日本在确立其国家主导思想时，曾将儒家文化作为首选对象，作为本民族的支配思想。这在江户时代表现最为突出，整个江户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儒教时代"。"儒教"（主要是中国理学）与神道教相结合，成为日本国教，也成为日本进入近代之前的"国粹"与文化传承主线。就此，日本一旦经过西方文化洗礼，当想到要弘扬亚洲乃至本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时，自然会重新认识儒家的精神价值与社会功能，通过这种更新，用以与全盘欧化思想相抵，再次将儒家文化确立为支持日本式现代化的重要伦理基础。而进一步分析，日本文化亚洲主义者一反江户时代的传统，由对理学的敬奉，改为对心学的张扬，这是历史的事实。究其原因，则是由于阳明学较之理学而言，主张"良知"，主张对自我"本心"、即主体意识的扩张，这正与处在进取发展过程中的"工业日本"民族精神相合。
    当然，组合日本传统文化基因的不仅仅是儒家思想，其他还有佛教等。要宣扬文化亚洲主义自然对佛教思想也同样给予积极的评价。明治之初，日本佛教受到贬抑与排斥，出现过"废佛毁释"的运动。1887年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的发表使佛教在理论上得到政府的承认。西村认为，对西学的片面追求已使日本陷于道德沦丧的边缘，他一方面强调国民教育当主倡儒家，又指陈佛教作为"世外教"，在广大基层群众中渗透度甚大，值西风鼓动，百姓精神无所适从之际，政府权当因势利导，以佛教约束国民，以整合日本世风日下的道德秩序（注：即如并不赞同文化亚洲主义的福泽谕吉也曾经说过："幸而我们日本自古以来在下层民众中就有许多人相信佛教，民间的道德完全是从佛教中来的。所以只要保持这种习惯，不加以丝毫阻碍，听任其教导，民间就不会缺乏道德教育。"转引自〔日〕山崎正一著《近代日本思想通史》，青木书店，122页。）。 另一名思想家井上圆了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倡佛教对再造亚洲与日本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说佛教"论三世，谈六道"，其真旨是"物质不灭"与"能量常存在"，努力求得佛教的现代性意义，用心良苦。他认为学习西方固然重要，但一味倾慕西学，置东方学术于不顾，其后果是只看到西方物质丰盛的一面，而对精神面的探求寡少，将对日本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他强调佛教是一种对东方人精神建设极为有益的哲学体系，对其应重新体认，吸收为日本人的精神营养。为此，他主张以"哲学"重新诠释佛学，给予佛学以新的生命（注：参见〔日〕《井上圆了的教育理念》，东洋大学，1988年，22页。），并于1894年创刊了《东洋哲学》。佛教思想家村上精一则直指佛学为哲学，而之所以说佛学为哲学，是因为佛学对世界宇宙"原理"作了"百尺竿头的彻底说明"，起着与哲学相同的作用。他把佛学神圣化，甚至说成是人间最高层面的哲学，"其论无尽，其说无至"（注：〔日〕《史料日本史》（近代篇），175页。）。如果说， 日本亚洲主义中文化亚洲思想旨在纠正世人偏重西学，鄙视亚洲文化精义的偏向，以求再兴亚洲文化，那么以上有关佛教价值问题的各种论点，在宣传文化亚洲主义过程中所起的舆论影响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