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不断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自己的历 史学。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历史学也就必然存在和发展。因为人类不仅需要认识 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也需要回眸已经逝去的岁月的风涛。历史对于人类之所以 重要和必要，原因就在于：
    1.历史与现实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历史是已经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只要 关注现实，也就必须重视历史。
    2.现实社会在前进运动中不断产生新的事物，提出新的问题，推出新的观念，这一切 都一再启迪历史学家重新审视过去，重视不曾注意的资料，考证不曾关注的史实，演化 肤浅的认识，改变以往的结论。总之，现实的发展总是不断对历史提出新的课题，提供 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使历史认识在无限深化中持久不断地进行下去。
    3.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遗传基因一直对现实社会和人类自身产生着不可估量 的影响。根据现实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需要，弘扬历史遗产的精华，剔除其糟粕，是历史 学义不容辞的永恒的职责。
    4.历史是人类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积累筛选、更新的智慧宝库。人类要想使自己的绳 绳子孙一代比一代更聪明，就必须不断地自觉地从这个宝库中汲取智慧。
    5.现实社会的人类，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历史能够给予他们崇高的使命感和渴望 创造的激情、热情与诗情。
    人类需要不断地学习、了解和熟悉自己的历史，需要发展自己的历史学。历史学的魅 力不仅不会因社会的前进而消解或淡化，而且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和深化。
    二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求真”。求真的内容有两个层面。一是求史实之真，用一句我 国史学界使用频率很高的话来说，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只有忠于史实 才能忠于真理”。不过，由于历史运动的不可重复性，史学家只能通过历史运动之踪迹 即文献和遗物来恢复其原貌，因此，绝对的毫厘不差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既无必要， 亦无可能。历史学的求真原则只要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已发生过的事实，即重大的事件、 关键的环节以及主要当事人的关键时刻的言行必须是真实的，最好能做到准确无误。二 是求历史规律之真。在此问题上，中外众多的史学流派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以德国学 者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学派认为史学只能辩别史料的真伪，不能抽绎历史的规律。深受兰 克学派影响的中国学者傅斯年则径直将史学定义为史科学。在他们看来由于参与历史活 动的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带着各自的主观动机，他们的活动是自由意志的无序碰撞 ，其中根本无规律可寻。意大利的克罗齐等人虽然承认史学家应该寻求历史的规律和价 值，但同时认为这种规律和价值是史学家外加的判辞，与真理风马牛不相及。克罗齐的 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的柯林伍德则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 们显然都否认规律的客观性。我们认为，历史真实是客观存在，历史规律也是客观存在 。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规律都是客观存在。求史实之真靠实证的方法，求规律 之真靠思维的抽象。不可否认，由于对规律的抽象带有史学家个人浓重的主观色彩，并 且人人言殊，因而在一些人眼里，规律就不是历史的科学抽象，而是由史学家强加给历 史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尽管有不少史学家抽象出来的“规律”不能体现历史 的本质，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但这并不等于所有史学家抽象出来的规律都不体现历史 的本质和反映历史的真实。正象对史实的复原是一个无限接近真实的过程一样，对规律 的抽象更是一个无限接近真实的过程。不过，应该承认，只要是科学的抽象而不是臆想 的杜撰，它发现的规律就是比较接近真实的。
    三
    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积累的中国传统史学，既钟意于求真，也致力于致用。煌煌大著 《资治通鉴》公开树起的就是致用的旗帜。近代以来，求真与致用的关系成为中国历史 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求真派强调史学的独立性，认为“垂训”与“资鉴”是对史学独 立性的破坏。如胡哲敷在其《史学概论》中就说：“历史不是附属的，不是供人利用的 ，它是浩然独立，无所偏党的历史科学。”求真派的不少人并不完全否定致用，而是反 对预先设置一个致用的目的。在他们看来，只要做到求真，“其用依然随之而至”。致 用派朱谦之、雷海宗等猛烈批判中国求真派的代表傅斯年的“历史学只是史科学”的观 点，直斥其为“玩物丧志”。钱穆等认为历史与现在不可分，研究历史就是为了使现在 更美好。他在《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中说过：“吾侪正可在此无限量 宽度之现在中不断努力，以把握将来而改变过去，以完成其理想与完美之现在。”在中 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严峻时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出于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将 史学纳入为革命服务的轨道。郭沫若，吕振羽等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战，目的 是为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找到“国情”的依据和理论的支持。抗日 战争爆发后，中国众多的历史学家，其中包括求真派的旗手傅斯年，都转而专注于中华 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研究，以浓墨重彩再现民族英雄的群像和他们的壮烈事迹，用 以鼓舞激励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1944年，郭沫若 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为代表的明末农民起义军胜利的原因和失败的教 训。该文被毛泽东列为党的整风文件，目的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 傲的错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本人积极参与了实际的革命斗争，为共 和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以自己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史学论著，推动广 大人民投身革命的洪流。史学的功用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得到了集中体现。当然，史 学的致用必须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并且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正义和进步事业。否则，就 会损害历史学的真实原则即科学性原则。“文革”中泛滥一时的影射史学就是为了卑劣 的政治目的通过篡改历史以致用的丑恶事例。历史学数千年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将求 真与致用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她才能能够成为具有永恒生命张 力的长青树。
    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学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肯定 会在理论方法创新、体系创新以及文字表述形式创新等诸多方面有着新的突破，但是， 求真和致用的原则将会继续得到贯彻，因为它们是历史学永恒的主题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