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城市的出现大约已有5000年之久。自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以后，出现了商品和货币。而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商人阶级以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固定地点便应运而生，形成了城市的雏形。但是，城市的出现不等于城市化的开始。城市化不是指城市发展、演变的简单过程，而是指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之后，城市性质和功能的根本改变。在农业文明占统治地位的前工业社会，城市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是建立在农业和土地财产基础之上，社会呈现的是“城市乡村化”的景象。城市仅是农产品的集散地和手工业生产的集中地。城市经济有赖于农业生产，其手工业和商业在国家整个经济中还不占主导地位，尚不足以改变以农业为本的状态。还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只限于作为政治、宗教和军事中心。在漫长的数千年中，城市的规模和作用不断发生变化，但其功能和性质没有根本转变。只有工业化的巨大震动才使城市摆脱了农业基础，成为大工业生产的中心，呈现出马克思所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城市化的重要前提之一便是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历史上各种类型的人口流动相比，这次人口转移不仅规模空前，而且性质有别。在前工业社会，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人口迁徙，包括发现新大陆之后的跨洋移民，虽然其流动方式各异，但总的性质都属于手工劳动时代的变动。工业革命发生后，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彻底变革，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兴起的第二、三产业。因此，这次人口流动是建立在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基础之上，人们劳动的性质由农业转化为工业和服务业，从而使整个社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劳动力重新配置，最后完成了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
    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工业化引起的重大历史变革，是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一次飞跃，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各国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各异，然而殊途同归，他们经历这场变革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谁也不可能逾越这一人类社会共同的规律。美国虽然历史不长，却已走完了这次人口转移的全过程。中国、印度等国家历史悠久，可还处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农业劳动大军依然占据着广大农村。可见，这场历史性转移虽是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各国鉴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实现这次转移的速度和具体方式自然有所区别。美国的建国道路与众不同，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一变革也独具特色。
    美国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全过程，即从开始转移到基本停止转移，大约经历了150年，从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 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注：参见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第46、51、54-57、59-63、67-75、81页。）：美国内战（1861-1865年）前为初级阶段，劳动力转移这场变革初露端倪。西进运动是第一次大规模跨地区的人口迁徙，其主体是农业人口的异地流动，同时也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19世纪七八十年代，即内战和“重建”之后，出现第一次农业人口转移的高潮，主力军是南方各州从未流动过的黑人农民。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前），是美国农业人口转移全面高涨的时期，规模大，人数多。南方农民转入北方和西部的城镇；东部和中西部的人口也大批涌入远西部新建的城市。20世纪20年代，美国城市人口终于超过了农村人口，初步实现了城市化。此后，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时期，这一进程出现特殊情况（注：参见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第79-80页。）。二战后五六十年代是农业人口转移的最后一个高峰，从此美国步入了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国家行列。
    纵观这一历史进程，美国农业人口的转移相当平稳和顺利，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这里固然有工业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等重要因素，然而，值得分析的却是在一般规律之外的个性特点。这些特征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农业人口外流受到的阻力小，障碍少；2.外来移民不断形成新的农民，使农业劳动力转化的过程较短；3.农村人口转移与全国人口流动同步、同向。
    一、农业人口外流的阻力小，障碍少
    在这一点上，美国与同等水平的英、法、德等国相比，明显占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距更远。19世纪初，美国在新英格兰地区已出现简单的机器和工厂。1812-1814年第二次反英战争取胜后，广大北部（包括东北部和中西部）全面进入了工业化时期，新兴工业城市不断涌现，使东北部地区逐渐成为制造业的中心。新开发的大湖沿岸和俄亥俄河流域，由于自然资源丰富，采矿、炼铁、石油等重工业后来居上，使居民点、矿区等地发展为工业城市。工业化风起云涌的形势自然影响着一部分农民的去向。多数人为改变收入状况，单身青年更向往美好前途而弃农进城，也有农民因家乡土质不好，生活难以维持，被迫另谋生路。就全国而言，除南方黑人外，人口流动是自由的，不受法律限制，除了交通不便、资金不足这一类困难外，几乎没有人为的障碍。
    与西欧主要国家相比，美国的优越性显而易见。她从未经历封建制度，开国时便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没有户籍制度和严格的教区制限制居民迁徙。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曾经独领风骚，但是，农民向城市流动却受到法律条款的种种限制。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后，实行了100多年的旧法规，如《济贫法》、 《定居法》等依然有效。人们的行为被限制在所属的教区，一旦出走便会被外地教区遣回。有的法律规定，外出者必须得到原教区保证给他救济的证明，方可被其他教区接纳，而且一旦新地方对他不满，遣返回乡的费用还要由原教区负担。这样，原籍所在地很难支持人们流动。工业化开始后，英国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还要想方设法排除这些障碍，在18、19世纪英国相继颁布新法，放宽了人口流动的限制。可是，有的法律又走到了另一极端，如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集中到“济贫院”，经过强制“教养”后，强行移至某些工业地区，或者遣送海外（注：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第17页。），人们依然无选择流动的自由。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初步完成时，有关人口转移的法律还在出台。可见，克服这种阻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欧洲有的国家，严重影响农业人口转移的问题是长期的民族分裂。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新国家，民族分裂尚未出现，国家统一在各级政府的权威之下，各种经济制度比较健全。德国却是诸侯割据的典型，她在工业革命开始后，为统一国家所花费的时间几乎与发展工业的时间相同。德国当时分为30多个行政独立的诸侯国，其经济制度，乃至在度量衡方面均各行其是。她是在工业革命期间，自上而下强行统一了国家，制定了宪法（注：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第157页。）， 由此才从法律上确保了人们进行经济活动和迁移的自由。美国制定宪法比德国约早60年，各州宪法也有关于保证人权不受侵犯的条款。尽管在具体执行中，践踏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更不必说南方的奴隶制度，但总体而言，国家没有设置限制人口流动的障碍，相反，颁布了不少法律鼓励人们开发西部。
    再从思想观念方面的阻力来看。美国在工业化起步时城市化进程缓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只是凤毛麟角。1810年，美国城市人口总和仅占全国人口的7.3%（注：兰斯·戴维斯等：《美国经济史》（L.Davis,J.Hughes,D.Mcdougall,American EconomicHistory ）， 伊利诺伊1969年版，第268页。）。此后，城市数目从1820年的61座增加到 1830年的90座（注：埃里克·兰帕德：《城市化》（E.Lampard, Urbanization）， 载格伦·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 G.Porter,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第3卷，纽约1980年版，第1038页。），而且大部分并非工业城市。形成如此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思想观念问题。反对发展工业城市的观点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其代表人物正是第3任总统杰斐逊。他长期出使欧洲， 对英国工业化初期的城市印象不佳，于是提出，只有以土地为依托的人才具有纯洁而高尚的品德；工人流动性强，传播不满情绪，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美国应建成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民主共和国，把工厂留在欧洲。他把城市定性为贫困、落后和犯罪的是非之地；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和滋生腐败的土壤。其实，这类观点在工业化初期也不足为怪。因为工业革命是生产力发展所使然，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必然需要一个过程。如若将美国与法国相比，后者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国工业革命发生时，全国人口的75%为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眷恋土地，固守旧的生产方式，思想保守，长期对工厂制和农业机械化持怀疑态度。更严重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统治者还把这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民队伍看作是“一种社会稳定的保障”（注：格伦·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第3卷，第120页。），致使法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进程始终相当迟缓。不难看出，杰斐逊的担心与法国的统治者不谋而合。这种情况或许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之初，颇具典型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思想观念在美国存在的时间比法国短得多，危害也小得多。法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得以转变，美国则在内战前就已打破了这种观念，两国相差一个多世纪。究其原因，取决于美国独特的国情。这一点，可以从决策者和民众的观点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决策者的观念。工业化初期，尽管杰斐逊的思想阻力很大，但是在事实面前他能及时革故鼎新。当时，美国的海外贸易一再受挫于欧洲大国，而市场上却充斥着英国的工业产品，美国面临再次沦为殖民地的威胁。当杰斐逊被迫对欧洲大国采取“禁运”对策后，美国以暂时的损失为代价换取了长远利益。杰斐逊痛苦地承认说：“我们的禁运产生了一个值得庆幸的持久的效果，它使我们开始从事国内的各种制造业，……以后我们对英国的需求则可以实足缩减一半。”（注：菲利普·方纳编：《杰斐逊文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页。）财政部长加勒廷说得更为具体，“以前从英国进口的货物开始在美国生产，纺织、制帽、造纸、活字印刷、火药、冶铁等工业开始起步。”（注：吉尔贝·希纳尔：《杰斐逊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415页。）领导层观念的变化，对于确保美国沿着工业化道路发展下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领导层的观念方面，必须强调一点，建国之初，以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首的一派始终坚持工业化道路的方针，虽然曾经遭到杰斐逊一派的强烈反对，但其影响已广泛渗入到美国人的观念之中。杰斐逊本人建国思想的转变，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吸取了汉密尔顿的主张。罗荣渠教授曾评价说，杰斐逊“敢于放弃过时的观点，把政敌的观点化为自己的观点，把美国从险些失误的道路上拉回来。……美国如果丧失了时代机遇，她的未来将是怎样一种前景？”（注：罗荣渠为《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张少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所作的“序”，第3页。）所幸的是， 从联邦政府成立到第二次反英战争胜利，这场关于建国道路的斗争仅仅持续了20多年，美国便毅然迈上了工业化的大道。与法国执政者长期对小农经济的眷恋之情相比，美国统治者显然更识时务，故而思想意识方面所产生的副作用比较小，广大农民的历史性变革进行得也就比较顺利。
    （二）民众的观念。美国是一个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新国家，人们远涉重洋来到新大陆，力求摆脱母国的封建统治和宗教束缚。自建国前英国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开始，北美人民便集会、结社，探求新的生活道路。“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思想在民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前者强调自然权利，人人生而平等；后者针对专制独裁，倡导人民自治。在确立和传播这些思想方面，杰斐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所以，美国人具有崇尚自由平等的传统，思想观念比较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
    “流动”是美国社会的一大特点。首先，移民来美本身就是一场过洋跨洲的大迁移。在科技落后的时代，进行这种冒险行动生死难卜，然而却锻炼了移民坚忍不拔的意志，为后来开发西部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来美后的艰苦创业又锤炼了人们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性格。其次，流动是美国人赖以生存的有效方式。边疆不断向西扩展，机会和变化相伴，人们不可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更何况移民四海为家，在新大陆又无祖传家产可恋，因而迁动时也少有后顾之忧。美国的特点与欧洲国家形成鲜明对照。法国由于小农经济长期存在，人口流动性很差，定居性很强。在几个世纪中农村人口的地理分布基本不变，农民很难摆脱土地的束缚。加之在法国工业化前期，大批手工作坊长期存在，吸引农民固守乡土。分散经营的纺织、制革、木材加工、铁器制造遍布农村，严重影响了工厂制的发展，更谈不上农业人口大规模的转移（注：参见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第134、106页。）。由此可见，美国人的“流动”观念和开放意识，为农业劳动力的转化减少了许多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