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0月27日，日、英一起邀约美国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进行劝阻。但是美国政府却于11月4日予以拒绝。 美国的态度是“美国政府当然赞同共和政体，但是对中国要改变政体的意见是，无论这一改革多么巨大，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因此，美国政府任何形式的干涉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1]（P76）这句话听起来冠冕堂皇，似乎是要严格遵守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准则，实则不然，而且也明显与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相违背。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认为美国有义务将美国式的民主推广到全球。在对华政策上，“文化传播”一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试图通过派遣大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和替中国培养留学生让中国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独特的价值观念。而在美国，威尔逊又被誉为崇高的理想主义外交决策人或宽宏的布道式外交的开拓者，但恰恰是这样一个美国却在支持中国复辟帝制。
    一、坚持支持袁世凯的立场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袁世凯就是在欧美列强的支持下，以北洋军阀领袖资格出掌清廷大政的。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又在欧美列强的支持下，当上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1913年5月2日，美国政府对中华民国的承认，表面上看起来是顺应了美国国内要求承认中国共和的呼声，在背后则隐含着对袁世凯政治地位的承认，帮助他提高政治声誉，稳定国内形势。
    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凯和革命党人双方都向美国政府请求支持，当时美国驻华代办卫理认为袁有能力镇压革命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不但不同情支持革命党人，反而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发动的这次革命是“荒唐”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者都是不务实的。因此，他建议国务院严守“中立”，[1]（FRUS, 1913,P128-129 ）听任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美国政府接受了卫理的建议。
    威尔逊在对袁的看法上是与其他列强一致的，认为中国必须由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来进行统治，才能免于混乱。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的次日发表社论说：“中国长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现在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固定的领袖。”[2]（P485 ）对此，1913年10月13日《申报》发表评论说：“欧美派，以在我国有商务上密切关系，恒利我国之和平，而商务亦得以自由发达，其心目中之所谓有民国总统资格者，阙惟强有力之人，对内能镇服内乱，对外能负国际上完全责任，特此格以绳，惟袁能适当之故，于正式总统未选以前，外人心目中早有袁，以势力说推之也，而于袁之政治手段多不加以批评。”威尔逊非但没有对袁世凯的独裁手段进行批评，还于袁世凯就职当天，给袁发贺电说：“非常高兴能和您合作保护和更加巩固两国间的诚挚的友谊。”而袁世凯则在回电中表示要“将两姐妹共和国的友谊与理解的纽带联系起来。”[1]（P132、133、135）1913年12 月袁托前任美国驻华代办卫理给威尔逊带去一封言语诚挚的感谢信和一幅自画肖像。威尔逊很快地回礼答谢，并指出中美友谊将会因中国采取代议制政府而加强，美中人民将会因这一趋势的发展而不断地获得共同的利益。[3 ]（P142）
    1
    威尔逊政府对袁世凯的支持还表现在对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党人压制上。威尔逊作为民主自治政府竞选的得胜者，本应对中国的民主革命抱以同情；然而他却不屑支持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活动。他不仅对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领袖发起的反袁斗争不予支持，而且还不允许他们在美国居留，从事反袁宣传。1914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前往美国，组织欧事研究会，进行反袁宣传。1914年对黄兴要会晤威尔逊和国务卿布赖恩的请求，威尔逊以没有北京政府驻美公使介绍，拒绝会见。黄兴在美只能进行民间活动，揭露袁氏在国内破环共和、实行独裁专制的罪恶行径。为此，美国政府以黄兴有煽乱的行为，将他驱逐出境。布赖恩认为，除非革命党人得到外国的经济和道义支持，否则他们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另外，布赖恩害怕，孙中山一旦反袁起事的话，中国的局势将更为恶化，外国干涉不可避免。[5]（P381-382）中国局势的混乱，将有损美国的在华利益。
    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美国政府也觉得应该帮助中国实行“共和制”，如布赖恩就曾建议威尔逊对袁世凯解散国会的独裁行径采取行动，芮恩施也认为，“中国正在努力创造真正的代议制，其主要榜样是美国，……美国的任务是以各种适当的方法来帮助他们。”但是，威尔逊认为中国的稳定才符合美国的利益，至于实行什么制度则是次要问题，在这里国家利益超越了意识形态，使得美国政府不仅对袁世凯大搞独裁发展到帝制一直未加任何劝阻，甚至对与美国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人古德诺帮助袁世凯鼓吹帝制的行为也不曾给予任何劝阻。
    二、听任古德诺为帝制运动推波助澜
    1913年1月， 中国政府请求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和卡内基基金会举荐一位熟悉法国宪法，有助于中国制定宪法的专家，1913年2月， 卡内基基金会正式提名古德诺博士。古德诺被袁政府任命在立法院工作，兼任内阁顾问。古德诺担任宪法顾问后，对中国当时的宪法制定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 古德诺还参与了中国政府其他行政部门的一些活动。1914年初，古德诺参加了中国政府的财政会议。
    1915年8月3日，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在《亚细亚日报》发表，成为中国帝制运动大规模公开宣传的开始。古德诺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虽然古德诺对中国当时是继续实行共和制，还是改建君主制感到颇难回答，但还是在文中表明了倾向：“然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帝制派广为散发、援引，成为帝制运动的理论根据和对外宣传的上等材料。革命者的讨袁檄文中把其说是袁世凯“假借外人言论以劫持吾民。”美国的一些政界人物也觉得古德诺的言论不太妥当，只好出面把他的言论说为一种“学理上的立论”，“是纯学术的，与政见无关”。芮恩施说“关于在当时从共和制真正回到君主制的利弊，古德诺博士有意不发表意见。备忘录仅只是为个人参考而准备的。”惠勒也说：“古德诺博士的观点是纯学术的。”[6 ]（P32）中国也有人替古德诺辩护。例如， 张忠绂说：“古德诺之意见书完全自学理上立论。”古德诺本人也对筹安会断章取义地援引其文章大为不满，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否认中国必须实行君主制的说法。然而，古德诺的辩解和否认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作为宪法顾问，古德诺在北京政府享有很高的声誉，不可能对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估计。所以李田意尽管对美国努力使中国政治局势稳定的政策表示同情，并感觉到古德诺的文章是被帝制运动鼓吹者滥加利用，但是李田意并没有认为古德诺是因受人欺骗而写了这篇文章。[3]（P147-148）杰罗姆·陈在所著的《袁世凯传》中更率直地说：“这样一个知名学者对如此敏感问题发表言论真是太幼稚了。”乔治·贝克曼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书中则直截了当地说古德诺是一向积极支持袁世凯登上王位的。[7]（P500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给英国外相格雷的汇报中直言不讳地说，借援引古德诺的文章，筹安会才完全揭开其鼓吹帝制的真实面孔。一语道破古德诺在帝制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古德诺认为对中国来说“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这一观念由来已久，他为袁世凯大权独揽提供了法律上的帮助，对袁记新约法的制订起了重大作用，并因此获得了二等嘉禾章。惠勒也说：“古德诺教授，对于这一文件的制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古德诺对1913年末到1914年初的废除内阁制采取总统制的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申报》有连续报道，如“近日废除内阁制采总统制说大盛，美国顾问古德诺尤力主。”“阁制问题在去年8、9月以前各党政各界言论之有所表现者几不以此为一问题，近忽发现此说，且进步异常迅速，……古德诺条陈总统称美制之善，于是此说及日盛。古德诺在1914年初频频撰文论述总统制，论述中国行政改良。其中“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是用“以助长总统制之说”。另一文是论证“总统顾问之议会组织法”，“谓政治会议解散后必须设一临时议会，等永久机关成立后即解决，其性质纯为辅佐，并分配责任不可更束缚总统。”1914年8月， 古德诺又请修正总统选举法之原文。他曾和芮恩施谈到“这里（中国）至今还是一个缺乏政治的社会，这个社会经历了许多世纪，它依靠自行实施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现在它突然决定采用我们的选举、立法和我们比较抽象的和人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意义。”他还认为在中国“实行总统集权和负责制会有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对中华民国“国会企图过多地采用西方政治上的做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是否对中国适用”颇有微词，并主张“行政权不应该经常受国会的干涉，”以及“中国实行内阁制的条件尚未成熟。”[4]（P32、43）
    作为一名顾问，其最大的作用莫过于自己的意见能够被聘任者采纳。然而芮恩施却为古德诺开脱说，每当袁“提出一个加强自己政权的新方案时，总利用美国专家的这种态度，说古德诺博士和别的外国顾问都已经表示赞成。”但是“这些权威人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被咨询过，他们并没有被邀参加重要的会议，也没有机会参加制订重要计划。”芮恩施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古德诺不但在中国时为袁世凯的独裁政治进行鼓吹，而且在1914年夏回美国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后，还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竭力为袁的独裁辩护。1914年11月，古德诺在纽约法政学会宴会上发表《中国新约法论》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批评“中国一次约法，纯为激进派人之主张，不察中国国情如何”，认为袁氏制定的“新约法更和中国之需要。”[8]（P939 ）古德诺每论及中国政体、宪法等问题，必引中国国情为据，可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潮流证实，古德诺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这是导致其关于中国宪政论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美国政府对帝制运动政策失败的一个原因。
    1915年7月，当袁世凯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后， 古德诺又应袁世凯之邀回到北京，帮助袁世凯。当时为了给袁世凯复辟帝制寻找理论根据，“蔡廷斡与英人莫里逊私议，以为美国为共和国家，不可漠视，若美人发表共和制度不宜于中国者，持为理论，作帝制发轫之根据，最为上策。”[9]（P596）古德诺便成了他们的选择对象。 作为在中国具有相当政治影响的人物，古德诺对袁世凯政府的意图不可能是一无所知。
    诺埃尔·普加切对古德诺的《君主与共和》一文总结道：“这不是一个理论探讨，而是表明立场的文章，它劝告袁世凯在议会机构宣布建立君主立宪制时宣布自为皇帝。”[7]（P512 ）尽管古德诺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一己之见，但从美国驻华使馆对其活动向国务院的汇报看，美国政府虽没有公开支持古德诺的活动，至少是默许的。直到1916年2月9日芮恩施与袁一起讨论中国制宪问题时，袁还说制宪委员会正在按照古德诺的指导工作。
    三、不干涉中国的帝制运动
    从帝制运动发动伊始，袁世凯及其党徒就开始秘密地乞求帝国主义列强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王朝。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除美国外，其他列强对帝制运动的态度前后都有变化。
    德国起初是支持帝制的，想借此拉拢中国加入同盟国。但是在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夺取中国山东，和中日“二十一条”谈判之后，德国就不主张袁世凯称帝了。德国驻华公使对孙宝琦表示“现在非实行君立立宪之时，以为东邻必又趁此有所要求。”但因当时德国无力顾及中国事务，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主要是乞求美、英、日的承认。
    袁世凯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有力挟制中国者，阙惟日本”。但日本已从“二十一条”中取得了巨大利益，短期内不致再有更多的要求。其实日本政府根本没有以“二十一条”为满足，为索取更多的利益，他们对帝制运动经过了不干涉、赞成、劝阻、警告、到准备武装干涉等变化。
    英国开始担心恢复帝制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权益，曾表示不赞成。起初朱尔典认为改行帝制会遭到南方各省的反对，引起中国国内秩序的混乱，劝告袁世凯不要到时指望欧洲各国的帮助，明确表示不同意袁世凯改行帝制。格雷完全同意朱尔典的意见。[10 ]（P80）此后，英国再三强调这一点。可是随着帝制运动的快速发展，和日本首相发表袁世凯可当皇帝的言论之后，朱尔典改变了先前的主张，他说“帝制运动发展迅速，就我个人看法，目前已发展到任何外在的反对都只会有弊而无利”，“允诺尽早承认比任何行动都更可能避免麻烦”。“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接受这一事实并与日本政府达成密切的谅解。”[10]（P85）所以在1915年9月初，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发表袁世凯可当皇帝无愧的谬论之后，朱尔典急忙晋见袁世凯，一改前态，陈述其政府对袁称帝，极表欢迎。朱尔典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帝制）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当袁世凯表示他自己对国内问题可以放心。他所担忧的问题，是外国列强对帝制问题的态度时，朱尔典当即鼓励道：“英国对于此事极为欢迎，……不但欢迎，且绝无反对之意；又不但英国欢迎，凡英国联盟诸国，亦无损害中国之意也。[9]（P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