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井字旗、五色旗与青天白日旗之争
        1911年武昌起义时，共进会在湖北采用“十八星旗”。陈其美在上海采用“五色旗”。广东革命政府采用“三色旗”，但陈炯明则在粤东使用“井田”旗。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三色旗为海军旗，三旗并用。至1928年，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才采用了三色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
        青天白日旗作为革命军旗是由陆皓东制订。陆皓东参加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失败后被捕，慷慨就义。孙中山称之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据黄福銮编著《华侨与中国革命》载：
        ……起义时的旗帜则由陆皓东拟定为青天白日旗，拟定除暴安良为口号，革命党人均以红带缠臂为暗号。[2]（p117）
        另据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一册》“新加坡图南日报”一节载：
        翌年（辛丑）兴中会员尤列亦接踵而至。尤有辫才，以闽粤藉各富商性多顽固，不易感化，乃渐向义兴会团体及农工二界鼓吹革命排满，闻者多为感动。旋发起中和堂於新加坡，分会遍设槟榔屿、吉隆坡、怡保坝罗各埠，从者日众。天南报记者黄世仲、黄伯耀（世仲之兄）、康阴田等亦加入中和堂为会员。尤更於中和堂会所高悬惠州革命军所用之青天白日旗，以作兴中会一脉相传之表示，海外华侨团体首用青天白日为国徽者，中和堂实为之倡。[3]（p75）
        据陈洪、陈凌海编撰《吴稚晖先生大传》“民元前一年清宣统三年辛亥（西历一九一一年）先生四十七岁”一节记载：
        国父在伦敦时与先生议用“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故一闻武昌起义，当时即制造国旗五十面，遍悬伦敦唐人街（时武昌方面已另订五色国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藏先生遗物中，尚保存有当年先生在伦敦时使用之青天白日旗一面在焉。[4]（p62）
        李晓生文中有关“青天白日”旗的补录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李晓生文载：“国父曾用铅笔亲绘青天白日国徽以示先生。先生珍藏之图。常以示人。料先生遗物中必尚存在”。由此推测，吴稚晖的遗物中，不仅有当时制作的国旗样旗，还可能有青天白日国徽的设计稿。第二，李晓生文载：“国父早于上次过英时，曾将青天白日国徽用铅笔绘图以示先生”。这表明，在国旗式样上，孙中山是早有准备，也是颇坚持己见。孙中山坚持要用的青天白日旗，那是第一次起义时，由陆皓东设计的旗子。关于国旗图案设计的争论，大概是孙中山与黄兴最严重的一次争论。另一次为，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黄兴同孙中山组党意见不合，拒绝加入。同年夏离日旅居美国。
        孙中山为了坚持采用陆皓东设计的旗子，不惜与黄兴闹僵。若从心理上分析，可能是孙中山对陆皓东烈士一往情深，或者潜意识里极欲对先烈作一番补偿。这种不经意的情感流露，可从民国元年某日他致李晓生一便函（见插图二）中作一管窥。那天晚间，孙中山抚今追昔，感慨20年前他与陆皓东、宋嘉树三人初谈革命，屡作终夕谈之事。其浓浓情意，跃然纸上。
        另外，李晓生原稿“补录三”中有段被删除的句首，专门指出：“国父（指孙中山）主张仍用青天白日旗一事乃在先生（指吴稚晖）家商议决定。”
        三让位于袁世凯想法之产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受到多方面的重大压力，存在严重的财政危机。列强以政治经济手段压迫临时政府与袁世凯举行南北和谈。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将让位于他的保证之后，加紧向清廷逼宫。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次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誓效忠共和。孙中山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拒绝到南京就职。孙中山等人被迫让步，允许袁氏在北京宣誓就职，并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北方各省的巡抚、总督一律改称都督。中华民国在形式上接收了北方的统治权，完成了国家统一。
        李晓生文中（补录二）记录了吴稚晖曾替孙中山撰文通电国内表示让贤之意。虽然文中没有提及该电文的详情，但孙中山最终同意吴稚晖意旨的寥寥数语说明了很重要的两点。第一，将革命果实让与袁世凯并非一突发事件，也并非孙中山之本意。第二，孙中山想争取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反正”，以换取革命早日成功的妥协倾向当萌发于伦敦。这两点并非史学界的共识。
        如，梁敬錞在《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一文中讨论了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以及袁世凯的窃国。梁敬惇所引“让袁”的最早证据只追溯到孙中山抵达香港后为止。文载：
        1911年12月20日，即廖、顾达成协定之日，孙中山先生还在归国途中。但是，从他在香港与胡汉民和朱执信的谈话，我们可以看出他同意支持袁出任总统的想法。至于袁是否批准此一秘密协议，我们并无直接证据。[5]（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