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材料可以发现，康熙六年时，江苏、安徽两省的官僚体系也已经基本完善了。
    第三，从康熙六年开始，江苏、安徽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呈现了取代江南的趋势。至于系统的立法文件，皇帝颁布的一道道裁并官职的诏书正是这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注：笔者按：参看上注。）。
    另外，笔者之所以认为康熙六年是分省的开始，除了上面的论述之外，还由于清朝“三通”中的记载：
    “江南江苏省：初为江南省。康熙六年分设安徽巡抚。六年定为江苏、安徽两省”。
    “江南安徽省：初为江南省。康熙六年分设安徽巡抚。六年定为安徽省”（注：《清朝通志》卷29《地理略·疆域二》。）。
    “本朝改应天府为江宁府，罢南直隶。康熙六年定为江苏、安徽两省，比为江苏省”（注：《清朝通典》卷92《州郡三》。）。
    “康熙六年与江苏分疆而治，于是东连姑孰，西尽皖北……”（注：《清朝文献通考》卷276《舆地考八》安徽省条。）。
    清朝《三通》乃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御敕所撰，所述完全可以作为信史。而且可以说，“江南分省始于康熙六年”这一观点反映了后来（至少是乾隆朝）的官方意识。
    三康熙六年是分省的“开始”
    江南分省虽然是以康熙六年为标志的，但是分省却是一个从康熙六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乾隆末年嘉庆初年的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而对于清代江南分省这一问题，其中还包含“名”和“实”两方面的转变。笔者认为，对于这种过程的持续性的强调正是过去持康熙六年说的学者所没有充分阐述的。因为他们往往忽略了对康熙六年之后的情况的探讨。
    王亮功先生认为康熙六年的上谕，“就意味着要求从名称上最后与‘江南省’脱钩，并为不久即将出现的新省名‘江苏’，奠定了基础。其结果是‘江南省’作为一个实体已不复存在”。他认为“至康熙六年七月，在事实上江南省已不复存在，江苏、安徽都分别作为一个省的实体，按计划地析置而成了”（注：王亮功：《康熙六年江苏建省说辨析》，《江苏史学》1988年第2期。）。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江南、浙江为人文萃集之地，入学额数应酌量加增”（注：《江南通志》，乾隆元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第62页。）。
    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谕“康熙四十年江南、浙江省通省人丁共额征银六十九万七千七百余两”（注：同上注，第71页。）。
    雍正二年十月初四日礼部奏“拟仍行文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督抚，每省各查一江海大神，府将修理之处具奏”（注：同上注，第102页。）。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谕“据果亲王密奏，江南等省漕项芦课及学租杂税等项亦系雍正十二年以前之民欠似可照例豁免”（注：同上注，第127页。）。
    通过上述史料可以发现，事实情况应该像王社教先生所说的在乾隆二十五年之前江南省仍然作为一个省级实体客观存在着，而安徽省、江苏省与江南省并称。至于在乾隆二十五年之后使用江南这一名称的史料王社教在文中已经有所引用，这里不复赘述。王亮功先生的观点还有以下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王亮功先生认为，“自乾隆之后，‘省’始遍见于上谕敕旨和臣工奏疏之中。约定俗成，‘省’逐渐成了地方政区的正式称呼”（注：王亮功：《康熙六年江苏建省说辨析》，《江苏史学》1988年第2期。）。但是，史料证明显然不是如此。
    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谕，“各省钱粮虽已次第豁免，但江苏所属各郡县为财赋重地，额征钱粮甲于他省，且累岁输将供亿，效力维勤，兹用大沛恩膏。除漕项钱粮外，所有康熙二十七年应征地丁各项钱粮，俱令蠲免。二十六年未完钱粮亦悉与豁除”（注：《清圣祖实录》卷131，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辛丑条。）。
    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谕户部，“今年俱已蠲免其山西、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银二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两有奇……”（注：《清圣祖实录》卷227，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己酉条。）。
    雍正二年六月七日户部奏，“查江宁、安徽、福建、陕西四省，民欠钱粮自康熙十八年起至四十五年止，与应免之例相符……”（注：《清世宗实录》卷21，雍正二年六月戊寅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