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者、爱国诗人、学者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隆回人。他家贫力学，九岁应童子试，十五岁中秀才，二十岁进岳麓书院深造，旋即参加省考拔贡。在岳麓书院，他深受湖湘学派的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同情百姓疾苦，力主社会改革；在学术上，留心经世之学，提倡经世致用，注重社会实践。他二十一岁北上京师，结识了名震朝野的林则徐、陶澍、龚自珍等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丰富了知识，熟悉了国情，看清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国的历史与时势，造就了这位中国近代的爱国思想家与经济思想家。
    国运维艰，人才难得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古老的中华帝国由盛而衰，临近暮路。嘉道以降，政治腐败，国势日弱。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日益加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侵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尤其是鸦片的输入，白银的外流，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面对严峻而残酷的现实，一部分学者，钻进故纸堆中，皓首穷经，考据索隐，正如有人形容的：“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这部分人企图沿着东汉著名经学家的道路走下去。一部分文人雅士则附庸风雅，躲进书斋，以稗史小说自娱，用琴棋书画消遣，优游岁月。只有林则徐，魏源、龚自珍、黄爵滋、贺长龄等，“苏世独立”，不追随潮流。他们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锐意改革弊政；反对时尚风气，提倡经世之学；力主严禁鸦片，堵塞漏卮；呼吁加强军备，抵御外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纾国难、苏民困作出了贡献。在这批人士中，魏源是最突出的一个。
    著书立说，理论先行1825年，正当魏源年富力强之时，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入幕。魏、贺系同乡故交，同出岳麓书院，均受湖湘学派影响，堪称知己。魏源只间参机要，主要精力是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他把自己的思想，通过选编文章来体现，又从有关文章中采撷精华，用于社会实践。经过两年的努力，“文编”辑成，该书选编了顺治以来近两百年间一些学者、名流、显宦关于论治、论学的文章2219篇，有八个类别，65个专题，仅社会经济、基本建设、国防武备三类，就占了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在该书序言中，魏源说明了编辑此书的目的：“知民务，积群虑，研几微，穷中极。”编辑的原则则是“书各有宗归，通存乎实用”，“总期文资于救时，例绝乎标榜”。简言之，编辑此书是为了“实用”、“救时”，为社会实践作理论准备。它昭示世人，做学问要厚今薄古，讲求社会实效；有知识学问的人，要能够“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污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从违，知参伍变化。”他痛斥那些“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之，更甚于俗史。托虚玄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③。“读黄、农之书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④他所说的“腐儒”、“庸儒”，是指那些或从事烦琐考据，冷漠世事的学者，或吟风弄月，超然物外的文人，或因循苟且，尸位素餐的官吏。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魏源主张“君子用世，随大随小，皆全力赴之。为其事而无其功者，未之有也。”⑤在其位要谋其政，不管地位高低，官职大小，均应努力去做，一分耕耘，能换来一分收获。这是魏源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皇朝经世文编》的问世，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而且为思想界和学术界开辟了经世致用的时代新风，它标志着魏源经世思想的最后形成并走向成熟。
    海运漕粮，便国利民中国历代的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农民交纳的以粮食为主的租税。全国的租粮都要运至京师，供军国之需。东南各省交纳的稻谷，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运输极为困难，一般只能船载水运。这项被称为漕运的工作，历来都是朝迁的要政，为统治者所重视，清代专设漕运总督管理。从事漕运的大小官吏，乃至漕卒丁役，都视此为美差。他们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把农民害苦了。农民交漕粮一担，还要交纳名目繁多的“漕项”，实际负担二担四五斗。清代征运漕粮的地区为江、浙、赣、皖、湘、鄂、豫、鲁八省，年额由400万担逐增至600万担，加上“漕项”，则实际负担约为1500万担。如此沉重的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哪不胜栽禾。⑥农民愤怒了，要杀掉耕牛，卖肉买刀，起来造反！因此，历史上有远见的政治家，关心国运民瘼的改革者，都重视漕运的改革。唐代理财家刘晏，鉴于“运关东谷至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废止船只、人员一运到底的“直达法”，改用因河造船，船只、人员分段接运的“转达法”，取得了成效。“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⑦刘晏的改革只是避免了运输中的意外事故损失，其它方面的损耗和费用，未能减少，官吏、漕丁的营私中饱，依然存在。从根本上革除了漕运弊病的，是魏源倡行的“商船海运法”。
    开辟南北海运航道，始自元、明，但因筹划不周，组织、指挥不力，未获全功，故尔中止。1824年，淮河在高家堰决口，运河枯涸，漕运中断，每年400万担漕粮无法北运。致使朝廷震动，官府焦急，百姓恐慌。朝廷急调陶澍为江苏巡抚，出任艰巨。陶澍会同布政使贺长龄，将魏源制订的“海运方案”上奏，建议改行海运漕粮。陶、贺在奏章中根据魏源提出的理论与具体办法，说明这是以商道为运道，雇商船为粮船，就商丁为运丁，无须再探航道，不必另造粮船，不增人员，不筹经费，利国利民利商，一举而数得；强调“乘天时人事交迫而行之：渎告灾，非海无由也，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⑧1826年，朝廷批准实行海运，并试航成功，从此海运漕粮成为定制。这次海运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名义上是陶澍与贺长龄，实际上有关理论准备，方策实施，都是魏源擘画筹谋，督办成功。海运漕粮的意义，在于“国便、民便、官便、商便，于古未有。”⑨这种商船承包的办法，缩短了航程与时间，减少了官办人员与机构，避免了官吏的营私与事故损耗。魏源从此次改革中总结出经验，进行改革要“因时制变”，“时之未至，虽圣人不能先天以开人”，在改革中，“不难于祛百载之积患，而难于祛人心之积利。”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