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立国之初所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国际性局部战争。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这场战争既是冷战兴起阶段国际格局变动的产物，也是塑造整个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驱动因素。复杂而激烈的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贯穿于这场战争的全程，对战争本身的规模、样式和进程，尤其是战争双方的战略指导均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在这场史诗般的战争中，新中国第一次全方位地施展了其国际战略，通过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手段的交互运用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抗美援朝的出兵决策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言是极为艰难的战略抉择。是时，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均未完全步入正轨，台湾、西藏尚未解放，华东、华中与华南等新解放区匪患严重，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六七成，失业者多达三四百万人。总之，经历了近代百年沧桑和长期战争的中国亟需休养生息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面临如此严峻的国内形势，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赴朝参战，这既是基于反抗侵略、匡扶正义、维护世界尤其是亚洲和平的国际主义壮举，也是在全面分析国际局势走向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之后所作出的理智决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迅速从盟国关系滑向全面的敌视与对抗状态，冷战遂成为国际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国际政治结构中也随之出现了两大阵营的分野。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把世界各地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冲突纳入到两极对抗的体系内加以衡量，都用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来区分国际上新生的政治实体。两大阵营之间的森严壁垒使新中国缺少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余地，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指出：“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外交文选》，9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中共中央在1949年6月底确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预示着新中国将靠拢苏联而疏远美国。为什么“倒”向苏联而不是“倒”向美国，其中固然包含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认同的因素，但美国政府自1944年以来在华执行的扶蒋反共政策也是促使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深层动因。
    从新中国建立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与美、苏关系沿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迅速发展。美国杜鲁门政府出于维持远东地缘战略平衡的考虑，希望新中国与苏联保持一定距离，因此它一度有意模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软化对华政策，譬如：通过减少或冻结援助、冷却外交关系、发表白皮书等措施逐步与国民党政权拉开距离；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暗示美国将不会阻止大陆解放台湾；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时也将台湾故意排除在美国的远东环形防线之外。凡此种种示好之举，只是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侧面，其目的是要在中苏关系中打入楔子。与此同时，对新中国的敌视仍然深植于美国决策者的政治认知体系内。这种敌视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内，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基本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第二，在其地缘政治的框架中，他们认为对中国大陆的失控使美国丧失了在远东的优势地位。因此，遏制新中国仍然是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如：杜鲁门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劝阻北约国家和英联邦国家承认新中国，支持国民党代表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将新中国排斥在联合国的体系之外，拒绝新中国参加对日修约工作，限制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共中央尽管希望最大限度地为新中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但对美国不抱任何奢望。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新中国。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敌视和遏制，更加坚定了中共中央实施向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决心。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随后两国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以及其他各种经济性和专业性协定。这一系列条约及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国步入结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