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海防论，在1872年，中国的水师舰船多于日本。1874年，清政府鉴于日本对台湾的入侵，提出了加强海防的六条措施，并任命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中法战争后，又成立了海军衙门，全力经营北洋海军。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拥有军舰22艘，以旅顺和威海卫两个军港为基地。然而就从这年起，清政府决定暂停南北洋军火机器购置，且“以兴海军之款，移修颐和国，因循坐误战事前者七载有奇。”⑧而日本为了适应对华战争的需要，多方筹集经费，锐意扩充海军，当“中国海军八年未曾添一新船，所有近来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时，日本加速购造新式船炮，使其海军力量终于超过了中国的北洋舰队。就陆军说，中国陆军在甲午战前尚停留在新旧过渡阶段。军事编制仍为单一的旧式营制，分属中央和各省督抚将军。陆军学校基本上还未建立，武器装备新旧混杂，型号不一，各种近代化的制度尚未建立。而日本陆军，在1888年确立了新的师团编制，“行李、辎重、兵站及动员业务的各种制度也面目一新，指挥用兵之术，由于陆军大学的教育革新与陆军各学校的教育完备也大有进步。”⑨由于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中国执政大官，腹中经济，只有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⑩。而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及主观指导能力诸方面的近代化的程度，均已超过了中国。故在甲午之年的实际军事较量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被新兴起的日本资本主义国家所战败。
    中日两国学习“西法”，图谋自强的活动是同时起步的，何以到了19世纪末，成了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国家？在这方面中日两国的当政官员，先后发表了诸多议论。
    李鸿章在甲午战前，是主持洋务新政最久、受恩最深的官员，对此深有其感地说：“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谁不视官为传舍。”（11）在清廷一般官员中有的认为：“论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富饶，当为地球之冠。而现在国势危弱，事事落人后者，竟为地球劣等之国。如日本同洲同种，而国小于我者十数倍，居然驾我之上。苟有心谁不思愤。推原其故，畴不曰陆海军之不振兴也，学校教育之不普及也，农工商业之不发达也”（12）。有的则说：“数十年前，我国与日本同时号称变法，论者咸谓我国地大财裕，必远驾日本之上。不谓迩年来彼已雄长东亚，抗席列强，我则时受侵凌，日即危弱，今益情见势绌，无能曲讳矣。推原其故，彼则仿效良法，急取直追，不遗余力，我则审慎迟回，长虑卻顾，每不敢放手为之，兹所以一有效，一无效也。”（13）
    至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当中法战争爆发后他在这方面的言论，更是催人发省。他说：“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14）
    以上议论，着重表述了中日两国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强弱对比和原因探析。表明19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发展，须要象日本那样有一个明治维新式的突破。而中日甲午战争正是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
    三
    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同样是有其时代特点的。
    一是世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带有明显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如同维新志士梁启超说的，“列国所以亡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租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15）从此，在中国掀起了强租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带有明显领土占有欲的瓜分狂潮，竟相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并且“自马关立约，各国洋商均可制造土货，为历来条约所不载”（16），致使“洋商在中国设厂造货，人工运费种种省便，利益甚优。”（17）可见甲午而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由以住的商品输出为主，代之而为资本输出为主。
    二是，甲午战争使中东两国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强弱对比，得到了充分暴露。使得清朝统治集团中的“荩臣志士，益慨然于强弱利钝之故，欲尽取欧州之新法，变易华夏之旧习。”（18）这些人多是甲午战争中主战的帝党官僚、通达时务的地方督抚和驻外使节。正是“自中东战后，忧时之士，知外患之频仍，由于内治之不整，于是政治改革之思潮流行于内外。”（19）就是在这一思潮的激荡下，光绪帝颁布了“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的谕令，并由总理衙门奏准于1898年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承认民族工业的合法地位。因之，中国商民一方面“知外人得来内地设厂造货，莫不感慨奋发”，主张实业救国，要求自办铁路，开采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另方面“又深悉朝廷恤商轻税之章，其意集股图先者颇不乏人”（20）。在此情况下，中国在战后的三四年间出现了一个兴办工矿企业的浪潮，使中国民族工业进入初步发展的新阶段。
    三是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兴起的政治改革思潮，虽然在封建集团内部难以激起政治改革的巨浪，但却加深了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涌现出一股倾向维新、同情变法颇具影响的政治势力。并且随着中国瓜分危机的加深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及其政治代表的形成，就使得甲午战争对中国人民发生的惊醒作用，不同于以往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而是赋予了新的历史内容。人们认为“自负天朝上国，地大十倍之中国，不能敌蕞尔之日本”，究其所以，就是“拘守祖宗一统之法不知其变”；而“日本一小岛国，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21）。因而面对甲午战后空前的民族危机，不仅有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自发反帝斗争的高涨，更有资产阶级作为政治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于是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发展成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活动。这在当时不管是“维新”，还是“革命”，他们活动的实际内容和现实要求，都是要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标志着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