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能不能说“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是一种“双重互动关系”
    吴文提出了“双重互动关系”的说法，即赶超时间一次次缩短“使得大跃进运动不断升级”，大跃进运动的高涨“又影响着赶越思想越来越远离现实”。这个立论于思想和实践之间作用和反作用关系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不能赞同这一“双重互动关系”的说法。
    其一，自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后，赶超时间表确实一再被修改。最短的说法是2、3年就超过英国。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薄一波呈送的《汇报提纲》上所作的批示，当然反映了毛泽东的盲目乐观和急躁冒进情绪达到极致。但它不是中央的正式决定，也没有对外宣传。事实上，从当时一再提高钢产量指标的过程来看，并不是以多少年赶上英国作为动力的。因此，不能视为促使大跃进运动“升级”的依据。
    其二，工业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的标志是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来的全民大炼钢铁就肇因于此。这次会议提出到1960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但到6月份又被提高到6000万吨。1958年的指标，八大二次会议议定的是1000万吨，后毛泽东建议，1957年为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于是，最后公布的是1070万吨。其实，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头脑发热表现在各方面，大幅度地提高指标并不局限在钢产量，农业产量的指标也直线上升。而且，促使工业冒进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受农业冒进的影响。“以钢为纲”的提出，就是直接从“以粮为纲”翻版过来的。薄一波回忆，1958年6月18日，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说，现在农业已经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钢，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泽东回答说，对，就这么办（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698～699页。）。因此，如果说只是因为确定了钢产量的高指标就发生了全民大炼钢铁，似乎太简单。农业也是高指标，也是“以粮为纲”，为什么没有搞全民大种粮食？问题出在当确定1958年完成1070吨钢时，时间已经过半。当年7月底的统计仅只达到380万吨。也就是说1070万吨的指标还有三分之二的任务要在5个月里完成。这样，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人发急了，8月中旬召开北戴河会议，研究采取紧急措施，确保完成任务。全民大炼钢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是硬着头皮，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陈云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言提到，1958年要完成1100万吨钢已经传到国外。邓小平还插话说，给赫鲁晓夫打了保票的）。这些情况也说明，大跃进运动的失衡或失控，导致“千军万马”忙炼钢，并非与“十五年赶上英国”直接有关。
    其三，大跃进运动的高潮实际仅仅维持了几个月。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降温。毛泽东甚至以“右倾”自嘲，主张放慢一点速度，认为不要急着去赶超美国，只赶英国就可以了。此后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没有完全放弃赶超的目标，也没有真正摆脱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但至少在庐山会议之前，较之大跃进时期毕竟头脑冷静了许多。所以，不是大跃进运动的“升级”促使赶超思想“远离现实”，事实恰恰相反，大跃进高潮暴露出来的问题倒是促成放慢速度主张的提出，赶超思想上离现实近了一步。
    三、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与评价“赶超”思想的关系
    我们在文章中对50年代毛泽东的“赶超”作了否定的评价，主要理由是，当时的“赶超”思想是党的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的表现。大跃进的失败固然证明了“赶超”思想的挫折，但这只是一方面原因，甚至不能作为否定“赶超”思想的主要原因。我们注意到，吴文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毛泽东以及党的领导人是在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教训之后才停止了“赶超”的冒进思想；二是大跃进运动结束后，毛泽东的“赶超”思想“复于正常”。这样的看法我们认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确实很快就发现了大跃进运动出现的问题。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党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一直到1959年7月中旬，纠“左”的进程延续了近9个月。庐山会议爆发的争论，实际是党内对纠正“左”倾错误认识分歧的一次碰撞。毛泽东虽然在此纠“左”的进程中，头脑冷却过一段时间，也认识到出现的问题，但始终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程度上，并未将这些问题上升到“左”倾思想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当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党内领导人力求从“左”倾思想的根源上去认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其他错误时，毛泽东就难以容忍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成了党内认识分歧白热化的界碑。此后，在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警觉下，要想认真地、正确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值得指出的是，大跃进运动实际是两次，庐山会议后又掀起第二次大跃进。而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主要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期间。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始终是在肯定大跃进运动的前提下来总结教训的，因而，很难说这样的总结是彻底的。第二次大跃进遭到挫折后，党内又一次痛省“左”倾错误的教训，1962年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实际可以说是继1958年的第二次纠“左”。党中央很多主要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都对工作上的失误有了觉悟，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但史料表明，“七千人大会”仍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对大跃进运动等事情的看法中央领导层并没有统一。毛泽东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第一次纠“左”的程度上。所以，吴文认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通过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才停止“赶超”冒进思想，不仅说不通，而且也实际上将大跃进运动直接与“赶超”思想相联系，以前者的失败来否定后者，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