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4-0083-06
    考察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启蒙思潮，我们无法绕开三个极具代表性的时段或说“精神”事件：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撇开三者的“政治”结局，也不论其对政治所能起到的正负作用，就作为这个时段涌现的文化启蒙思潮而言，它们算是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链条。也许胡适先生的表述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三段论”式的预设：“25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1]在他眼里，别的杂志都不在话下，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胡适说这话的时候是在1923年，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若是将他所说的“三个时代”与时至今日的“启蒙”时态联系起来作“长时段”（注：这个概念由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勃罗代尔提出，他认为历史学单单注意“事件的爆炸”之类的“瞬时性”是不够的，还要更重视在过程中观察“势态”、“周期率”和“循环周期”，他把这个崭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叫做“长时段”。）的历史考察[2]（P48），应该说世纪启蒙先驱的百年心路为我们时下的启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资源。就学术界常说常新的“回归五四”说法来看（注：“回归五四”不能停留于文字上的“回归”和“五四”，其实这是学术界同仁已经形成默契与共识的一种潜在表达，其根本用意还是对近代以来文化启蒙主义思潮的一种认同，既有对“戊戌”资源的认同，也有对“五四”资源的认同，还包括对五四以后胡风以及顾准思想的一种认可。一言以蔽之，承接启蒙先驱的思想传统，点燃启蒙薪火，打造启蒙的底盘。），启蒙的热度还是居高不下的。就近20年来人文学界的几次思想浪潮而言，启蒙已经以各种移位变形的姿态或隐或显、或暗或明的形式演绎着、言说着。当“新启蒙”主义者以启蒙范式为突破口不断“重复昨天的故事”时（注：“新启蒙主义”持论者在学术界不乏其人。为了便于论述，本文抬出了张光芒先生的《启蒙论》作为代表。我之所以将其列位典型，一个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最近发表的不少文章中一直把我冠之以“后启蒙主义”者的称号，而这个称号是当初我在写作时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3]（P110），笔者颇为担心：面对100年来以“五四”为龙头的启蒙所招致的现代性残缺，难道我们可以视而不见？在笔者看来，“超越启蒙”等提法并不意味着原有的启蒙“底盘”在不加打磨的前提下就可以作为“平台”超越；“回归五四”也并不意味着简单的重复或认同。也许，通过对近现代启蒙路径之曲折逶迤的回眸、反思以及解构，我们会更好地感受着启蒙的困境、吊诡和当事者自我编织的两难怪圈，也更有利于走向“突围”。
    启蒙的历史：20世纪前20年启蒙回眸与再现
    就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的状况而言，真正形成一套自觉的思想资源系统的启蒙应该说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就其个性解放的程度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算是一个高潮。审视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启蒙时段不难发现，自西方“舶来”的启蒙到中国后有着鲜明的“地域化”特点。这里，我更倾向于说这些特点是西方思想资源与固有文化传统相互激荡的结果，是一种“自然”的流布，而不是“人为”的架构。
    回眸中国近现代启蒙，我们可以在上个世纪前20年和后20年的“两头”分别找到自然形态的历史和历史的人为建构。撇开所谓的解构式的“后启蒙”，启蒙和新启蒙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的相似与其说是巧合，毋宁说是惯性下的历史循环。在这个部分，笔者将租赁前20年几个举足轻重的思想者的启蒙路径而管中窥豹。
    首先，回眸其前20年的三个“时段”，笔者发现中国近现代启蒙一开始就与文学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不解之缘。以百日维新的思想先驱梁启超为例，变法失败后便在《新小说》中激情洋溢而且调子高扬地武断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4]（P349）也许是传统的“文以济世”思维模式作祟，以文艺作为启蒙思想的“利器”在五四之前的启蒙先驱那里成为一种时尚。这也是中国近代启蒙难以形成纯粹的启蒙哲学和“启蒙辩证法”的原因之一（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难以产生欧式的启蒙思想家，更难以有系统如卡西尔的《启蒙哲学》和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那样的《启蒙辩证法》。启蒙系统理论和建构框架之所以“难产”，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也是我为什么总是强调中国的近现代启蒙有“残缺性”、是“中国化”的理由。）。正是受这种具有时尚特点的导向的影响，所以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弃医从文”、郭沫若“投医从艺”，如同今天学者“弃文从经（济）”一样，就是学习货币经济的郁达夫也成了小说家。正是这些具有高尚动机的“文艺种子”选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平添了激情、理想和高调的浪漫。这个时段的启蒙思想家多亲近法国作家卢梭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极力推崇卢梭，并以《文学革命论》推动思想启蒙的深入，表示愿意“以十二声的大炮为之前驱”，无不是这种心态的流露。因为他们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陈独秀的“同志”李大钊就有这样述说“文豪”的能量：“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5]（P638）其实，这里也透露出那一代启蒙学者为何那样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原委。戊戌变法的思想巨头如是，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也如是，鲁迅同样以“听将令”的方式了却着自己的心愿：“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6]（P417）。文学激情的介入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启蒙不可或缺的佐料。仿佛不加入这个佐料，枯燥、干涩的理性启蒙就难以下咽。激情的介入使得中国启蒙多了一份浮光掠影似的“务虚”。戊戌变法前夕发生的甲午海战将中国清王朝惨淡经营的海军打得一败涂地。连一个日本武夫都看出了大清国的症结：“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注：这是1895年甲午海战时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劝说被困的威海提督丁汝昌投降信中的一句话。中国文学性情和思维发达的特点不幸被一位日本武士言中了。原典出自王芸生主编《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册第197-198页。该书于1931年由大公报出版。笔者资料来源转引自朱学勤2001年11月29日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一文。）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学真像先哲想象得那么灵验吗？就“舶来”的启蒙思想资源而言，更何况除却卢梭还有更为厚重的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书信大家呢！[7]（P2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