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80年代的思想交锋，新启蒙主义一直占据着主流态势。从起初的风借火势或说火借风威的格局来看，“上”与“下”的互动构成了这个“继承”之外、区别于五四前后十年的时段特征。但后期随着二者张力的逐渐拉大，即使是“示威”启蒙的思想威力再大也还是拗不过“势威”的政治启蒙。于是我们见到的紧张、对峙、分化即将到来。需要补充的是，在90年代到来之前，尽管“后启蒙”的声音尚微，但却已经作为一股思想潜流涌动了。
    文化启蒙与政治启蒙不可能轻松地结合，也不可能轻易地分离。我在批评“五四”激进派的两难中有过详细的阐述[14]（P290）。对于20世纪后20年一早出现的这个“互动”，我不由得想起西方启蒙史学家的话：“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当前的‘逻辑’几乎压倒了过去的‘逻辑’。当最重要的是未来的‘希望’和‘前进的道路’时，历史成了激发乐观主义精神的工具，而不是解释过去。”[15]（P318）80年代，是一个激情发挥而非理性反思的时代。当现代化的呼唤再度重演“改造国民性”、“激进反传统”的套路时，“轻率的悲观”很快就会为“盲目的乐观”所取代[16]（P2-3）。他们愿以为只要回归五四，只要按照五四的路径将反传统和批判“解放思想”以前的一切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偏离绝对不是靠回归与批判所能“化疗”的。从“真理观”到“异化”讨论的思想争鸣还掩藏着单向度的危机，通过回归来超越启蒙不是五四元典精神，更何况通过发掘马克思主义前期的思想成果--人道主义来支撑启蒙的体系建构又再度走进了五四曾经有过的误区。人道主义不是启蒙的惟一资源。80年代的知识分子欲以人道主义的讨论来还原启蒙精神，不但是一种超负荷的思想文化举措，而且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使命。当我们在单向度地追随卢梭等这些带有激情和浪漫的思想家时，殊不知在真正的启蒙哲学家眼里，具有数学缜密和逻辑头脑的洛克、休谟、康德等才具有“启蒙的时代”骄子意味[17]（P16-20）。正如事实发展的那样，人道主义思想资源蕴藏的能量无以承受启蒙之重。80年代后期萨特、康德、孟备斯鸠启蒙大师的“后来居上”也是有力的佐证。“历史惊人的相似。”不过“相似”之中也有不同的运作形式。五四初期的文化与政治在胡适的操纵下有意识地做了“不谈政治”的分离，但后来陈独秀耐不住寂寞，终于让《新青年》成为政治机关刊物。相比较起来，这前后两个20年的情形只是一个先分后合与先合后分的不同罢了[14]（P23-26）。这种“后分”在1989年春有了分晓，这也是不去“解释过去”（反思）的遗憾。当“回归”者沿着五四的路径一味“激发”时，他们也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历史逻辑：“敌对的政权需要敌对的过去”。历史学家刘易斯警告历史不能只有“回忆”、“恢复”，而且还要有“创造”[15]（P353）。更何况领袖性人物总是“强制性地解释五四，他们从过去只挑选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抛弃了其余的一切”[15]（P310）。启蒙思想史家的天真在这里暴露得一览无余。“后启蒙”时代的到来就是实践的结果。其中很多新启蒙主义者也是在这个刺激中有了角色摇摆或者转换。
    在20世纪启蒙思想史上，一个值得予以特别说明的现象是：对五四前后时段20年启蒙的解构、批判、反思早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当时只是一股“民间”学术界耐得住寂寞的潜流而已。但由于时代的气运关系，所以直到90年代伊始才不胫而走，甚至形成了一股时尚的思想潮流。这种情况在西方学术史、思想史上不乏，但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却是鲜见的一段。或许是80年代阳光灿烂、乐观情绪上涨的缘故，学术界对携“西风”而来的“冰雹”并未在意（它们没有对文化热降温起根本的冷却作用）。海外华裔学者率先把那些流行于西方学者的观点辐射到大陆学术界，对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在历史运动中一直被冠以“先驱”、“导师”的作用，他们不是以“偏颇”（杜维明），便是“感情用事”（唐德刚）名之。以林毓生为核心的学者借用西方的理论资源将“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主义”一下打入了冷宫。尤其是他把五四与“文革”的相提并论，从思想源头上对五四知识分子作了精神上的阉割：“这种当代的文化暧昧性（或当代的文化危机）的直接根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源的特定性质，尤其可以追溯到1915-1927年五四运动时代所具有的特殊倾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听到了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就是1966-1976年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决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18]（P2）言下之意，五四与“文革”同根同宗，是一根藤蔓上的两颗苦瓜。知识分子的启蒙不但没有给社会带来进步，相反却带来无穷的困惑和遗憾。
    也许是“乐观”的心情，抑或是“激情”的冲动作祟，80年代的“不置一词”给人以“五四”式的自信。但理论的残酷总是比现实的教训来得直接与深刻。于是90年代便有了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聚焦到人文精神讨论的转换。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居于启蒙中心地位的自尊，到90年代渐走边缘的尴尬和失落，伴随着“自卑”心理的“为五四一辩”、“重申五四精神”、“五四不容否定”等话语的频繁出现，一批批判、反驳“否定”五四的文章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方阵。我们看到，无论是辩护还是“问罪”，都标志着中国启蒙已经走向深度梳理。20世纪末的启蒙文化背景，如同有人概括的那样：“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激情受到一而再的挫败以后，一方面难以很快地重新获得明确统一的追求方向和动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精英意识自身浮躁膨胀的缺陷。来自这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90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五四’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受到质疑，个人性的多元文化格局开始形成以及出现了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自我反省”[19]（P321）。多元化、个性化局面的出现意味着真正启蒙纪元的发轫。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以及后来所谓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都是五四以来启蒙领域分化、对立路径的当代演绎。无论是“新”（启蒙）还是“后”（启蒙），无论是“左”还是“右”，无论是“建构”还是“解构”，无论是自居“中心”还是甘居“边缘”，它们都在一个意义上延伸并守护着一个独立的心灵家园。应该说，撇开歧义和争论，这才是一个启蒙成熟的时代。它已经超越了五四前后的10年，又在世纪末前10年的平台上搭建了崭新的平台。《公共论丛》、《学人》、《原道》等同仁刊物的相继问世在世纪末点亮了启蒙之光。
    1993年，《东方》创刊号上发表了陈来的《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和陈平原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虽然算不上是二陈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自选集”里也不一定收录，但它们却是社会转型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典型的心态晴雨表，也是中国启蒙走向深入的旁白。至少，笔者读出了思想启蒙学者的难言之隐。其中“退而结网”（呼应余英时）、“学术向内转”、“为文化运动的再出发打下稳固的基础”等再度衔接了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学者“整理国故”、“象牙之塔”的启蒙路径[20]。尤其是陈平原的一句总结更是可见一斑：“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上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一种无可奈何但仍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21]由乐观走向深沉，由激情走向理性，由单向度走向多元化，20世纪末期的启蒙至少多了一种不以知识领袖自大的“民间”或说边缘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