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史学思想的演变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文化走向、学术思潮紧密相连的。就清代史学思想而言，它的每一步发展，每一个转变，都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转变及汉学、宋学的相互争斗分不开。因此，我们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特点，既要注意清代社会对清代史学的影响，又要研究清代史学与汉学、宋学的相互作用，以便能更准确地揭示清代史学思想发展演化的规律。
    一、汉、宋之学的交互发展与史学思想的演化
    在中国学术史上，把学术分汉、宋，始自清代。清人崇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订的治学风格，故而用“汉学”命名自己所从事的经学研究[1]（P1535-1542），其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与汉学相对的是宋学，也即宋明理学，其学术要旨在于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重视发挥。汉学和宋学走着的两种不同的治经路径，贯穿整个清代学术史，成为研究清代学术文化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作为清代思想潮流一部分的史学思想，与汉学、宋学的关系相当密切。汉学、宋学皆属经学，而在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清代，“六经皆史”的理论日益系统化，经学与史学更是纠结在一起，相互影响。同时，清代史学思想与汉学、宋学的关系相当复杂。因为有清一代，汉学、宋学时而斗争，时而合流，一直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它对史学的影响，也就表现出时而重考据、时而又偏重义理的情形。
    清初，顾炎武首揭经学大旗，提出“理学，经学也”[2]（P58）的命题，展开对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的批判，号召学者“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以务本原之学”[2]（P90）。顾炎武治经以汉学为起点，主张从文字音韵入手以求义理，开始了汉学与宋学的分化。但顾氏反对的是宋学空疏之风，对宋儒经注他并未极力反对，相反，他在学术研究中还采用了不少宋儒经注。继顾氏而起的阎若璩、胡渭，通过辨伪证明宋学错谬百出。阎氏撰《古文尚书疏证》，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使宋儒所推崇的《古文尚书·大禹谟》关于尧、舜、禹个人修养和治国原则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心传”失去了存在的客观基础。胡氏撰《易图明辨》，指出宋儒推崇的《易图》不过是五代道士所伪造。这些，都使宋儒借以发挥义理的理论依据遭到破坏，客观上让人看到了宋学的空疏与无据。与此同时，毛奇龄、万斯同等均对宋明理学的空谈性理进行了批评，并主张治经尊汉，用回归原始经典的方式剥去宋学的虚妄。阎、胡诸人虽有尊汉抑宋的倾向，但其学术思想中仍有受宋学影响的一面，在论说自己的学术主张时，时常见到宋儒之说[3]（P158）。可以说，清初诸儒批判理学，并未完全脱离宋学的影响，而是兼采汉宋，所谓“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抵，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4]（P341）。清初诸儒在批判理学、倡导经学中，汉学与宋学开始分化，但未形成鲜明对立，汉、宋二学交互影响当时的学术风貌。
    这一阶段的史学，受汉、宋二学共同影响，一方面表现为重史料考订，言必有据，理必切实。在进行史料考订时，已开始将文字、音韵、训诂等治经的方法移而治史。另一方面又重视理论阐发，夷夏之防的正统观念强烈，经世致用思想高扬。清初史学研究给人的感觉是功力扎实，思想深邃，极少主观臆断。这正是考据与义理结合的产物。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顾祖禹等人的史学研究都有这一特点。
    及至乾隆朝，汉学鼎盛，朝野无不知许郑贾马者，人们治学“皆以博考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5]（卷一）。与汉学的兴盛相比，宋学归于沉寂。这一时期，多数学者尊汉泥古，迷信汉儒训诂之学、解经之说，他们普遍认为，汉儒去古未远，说经要比宋儒可靠，且汉儒治学，家法师承，不易走样，异于宋儒以臆说经者。在这种风潮下，人们纷纷批判宋学的空疏无当，汉学营垒稳固。他们高扬汉帜，识字审音，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意，由文字训诂以求经书义理，认为训诂明义理自明。这一时期，虽然有些学者在坚持汉学立场的同时，也能看到宋学的优长，钱大昕、纪昀、戴震、焦循、阮元等都认为汉、宋之学各有所短，也各有所长，应有持平看法，不能囿于门户，横加排斥，但他们毕竟是站在汉学立场上看待这些问题的。在学术研究上，几乎很少见到宋学的影子。
    嘉庆中后期，随着清王朝危机的加深，汉学脱离实际、琐屑拘执、崇古复古的弊端暴露出来，学术思潮又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宋学营垒中人开始对汉学发难。方东树等人均极力攻击汉学，汉宋之争又起，作为乾嘉学术主流的汉学受到空前批判，宋学再次抬头。但由于道咸时期，时局危机，各种思想开始复活，今文经学、陆王心学、诸子学均又走上历史舞台，为变法改革提供思想武器，因此更多的人认识到无谓的汉宋门户之争于世无补。他们看到，汉学考据固然有其求实的长处，但过分注重名物训诂而缺乏哲理思辨，尤其是在嘉道之际社会危机日深的情况下，其治学的触角很难触及社会深层问题，故而局限性也很明显。宋明理学固然有空疏无当的缺陷，但一概把宋明理学斥之为空虚无用，忽视其讲义理、讲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的长处，也是不对的。于是人们调和汉宋，提出以汉补宋，以宋补汉，既考证文句典章，又推究经籍大意，汉宋合流又成趋势。
    这一时期的史学，面目庞杂，今文经学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变易进化观，龚自珍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注重史料考订的治史风格也依然延续，边疆史地学者的研究体现了这一特点。由于宋学的抬头，史著中重名节、重笔法义例的情况再次出现，这主要体现在南明史及当代史的研究上。要之，严密考证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治史思想被人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