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本文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讨论了民国时期清朝历史叙述。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对清朝历史从共和”到汉族立场的叙述转变,与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确立有很大关联。在共和政体下,民主共和是认同基础,共和民国是认同对象这时中华民族认同实际上就是国家认同。在国民党党国体制下,党居于民族、国家、人民之上,“党治”取代民族与国家成为最高的认同对象。为了维护国民党统治,国民党政府采取汉族同化立场,采取双重叙述策略,1930年代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危机,并未使国民党政府采取融合各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政策,相反却强化了汉族立场以巩固党治认同。在外国侵略与国内政治的关系上,外国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往往转化为国内政治问题,内部政治问题的处理对应对外国势力影响起着关键性作用。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要注意外部侵略的影响,更要关注国内因素。
    或许,这里尚需注意的是历史“教科书”的这种性质。历史教科书是确立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体现政府的教育方针,与一般历史著作有所不同,也与社会中流传的观念有一定的距离。其实,作为一种历史叙述,教科书与一般史著一样,都是个充满解释与建构的过程。对于研究者来说,这里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是教科书或其他史著,也不在于教科书中清史叙述是否“客观,而在于如何确立自己的立场:“撰写历史也牵涉到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这个政治活动是所有的学术活动都要卷入的。因此,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如何使叙述带有偏见和更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如何在日常的多重诠释与权力结构的关联中,确定我们自己的编史立场。①
    中小学教科书主要使用对象是中小学生,会对学生产生多大影响?这从教科书出版情况与一些回忆性文章中可见一斑。很多教科书多次再版,如年金兆梓《初级本国历史》,至1932年出了38版;1933年姚绍华《初中本国史》,至1941年出了130版;1934年吕思勉《复兴髙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至1948年已经出了112版;②1945年宋延庠《初级中学历史》,至1948年6月已经出了130版。1923年顾颉刚《现代初中本国史》,至1927年9月出了55版。该书到1929年,已经发行25万册。③从教科书发行版次与出版数量来看,很少有其他历史著作能够超过教科书。多年后,一些人还记得教科书内容。考古学家李济的一位朋友曾说,1920年代他在中学课堂上,弃三皇五帝而不谈, 只讲石器时代,遭到了学生们的大笑,而十年后,连乡下的小学生都已经知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了。④当时学生们对考古学知识的了解与历史观念的转变,基本是受教科书的影响。六十年前的小学一次历史课,也让金庸终生难忘:“记得我在小学念书时,历史老师讲述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凶暴。讲到鸦片战争,中国当局中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抵抗,但枪炮、军舰不及英国以致惨遭杀害,他情绪激动,突然掩面痛哭。我和小同学们大家跟着他哭泣。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于‘收回香港’,自然反应是‘天经地义’,‘即使要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绝对不需要考虑’”。⑤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写军阀混战,把冯玉样作为军阀,引起冯玉祥强烈不满。冯玉样说:“据我的理解,所谓的军阀是指封建军阀,它是封建制度的产物或是封建残余势力。我一贯反对封建制度,这是有史可鉴的”。⑥冯玉祥要求教育部修改这一写法。由此可见,教科书的影响不止限于学生,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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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周锡瑞(后现代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②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560、563、568页。这里仅列举上册版次。
    ③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4页。国务会议认为印了万部,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④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李济文集》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5页。
    ⑤傅国涌:《金庸主编级刊喔喔啼傅国涌编:《过去的小学》,北京: 同心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⑥王倬如:《冯玉祥将军谈军阀问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等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总109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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