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孔子《春秋》所记范围虽详于鲁国内政，但记事绝非只限一国；记载内容虽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多方面，但偏重政治活动及列国交往，凡涉及列国交往之事，一般都有记载。特别是对列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记载最多，占全书内容的60％以上，故它又具有“国际史”的特点。又《春秋》中所记日蚀、月蚀、星变、地震灾异等有关自然史方面的内容，约占全书总体的10％。在记载的过程中，虽未完全摆脱天命思想的束缚，但与以前记注册典不同，它只着重记载自然现象，不作牵强的解释，即“记异而说不书”，表现了对自然变异的注重和认识；其中关于日蚀、月蚀、流星雨和慧星的记载，大都是准确可靠的，以上皆为孔子《春秋》所独具的特点。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文化背景诸方面的原因，孔子《春秋》作为我国早期史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从著史目的看，无疑是保守的，而且记史重点在于记录统治阶级人物的活动事迹，“庶人不得于史”（16）的情况严重。另外，记事太简略，一部包括二百四十二年历史的著作，总共只有一万八千多字，每条记事一般在十个字左右，最少的仅一个字，难以反映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至于它那任情褒贬的“春秋笔法”和“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隐曲手段，无疑给后世史学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些问题并不影响孔子《春秋》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仍无愧为我国古史之祖。所以章学诚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
    二，关于《春秋》之义
    孔子《春秋》之义，即指它具有褒贬是非善恶的政治标准。包括“正名”、“定名分”、“寓褒贬”、“尊王”、“大一统”、“张三世”、“异内外”等等政治主张，其中渗透了对后世的鉴戒资治的作用。孔子生活在周室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候坐大的历史时期。当时，关于攻伐战取、朝聘会盟、宗庙祭祀等各方面的礼乐等级制度均遭破坏。列国争夺激烈，上下僭越成风，弑君戮臣、弑父杀子的事累见不鲜。孔子惧于这种礼崩乐坏的局势，以挽救社会危机、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为己任，于是写《春秋》。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7）司马迁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中，以为天子仪表，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已达王事而已矣。”（18）《公羊传》中也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之正，莫近诸《春秋》”。这说明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匡救时弊，在于拨乱世，返于治平，为后世明君效法。
    “《春秋》之义，首在正名”（19）。处在几千年前的孔子，不可能理解当时社会动乱的原因，错误地认为礼法不守，名分僭越是动乱的根子，故修“《春秋》以道名分”（20）。他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己矣！”（21）极力主张恢复周室的权威，正统治之名，强调君、臣、父、子应各尊名分，不得擅越！不得僭礼！他指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政不在大夫”，“则庶人不议”，“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候出”。（22）为此，他在《春秋》中谨于正名字，慎于辨上下，严于定名分。对书中所记的每一个字的安排都严谨于正名字。力图达到“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23）如“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24）又如：在周之政令早已不能行于诸候，各国擅用历法政令之时，《春秋》却乃奉周为正朔，书“春王正月”。凡此，皆为春秋正名之实例。
    孔子《春秋》为示“正名”，常寓褒贬于记事文字之中，“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25）。如：同是记战争，就有“伐”、“战”、“侵”、“袭”、“围“执”、“溃”、“救取”等不同书法；同是记“杀”、也有不同书法，如记本国人杀国君曰“戕”，别国人杀国君曰“戕”，称人以杀，杀有罪也（26），称国以杀大夫，杀无罪也”（27）。又“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28）。借字词的差别来表达对是非善恶的杨弃。如《春秋经》隐公四年三月书：“卫州吁弑其君完”，直呼州吁之名以惩其弑君夺位之罚；又隐公四年九月书：“卫人杀州吁于濮”，对州吁被杀不称弑而称“杀”，以贬责其不是名正言顺的君王，活该被卫人弃杀。又如文公元年十月书：“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就是贬责商臣犯有以臣弑君和以子弑父的两大罪状。再如文公文公十八年冬，曾发生莒太子仆弑父的事件，《春秋经》却书为“莒弑其君庶其”。这里不但没有点弑君父的太子仆的名，相反却点了庶其之名，就是惩责庶其无君道、无父道，活该被杀。凡此，皆为《春秋》之义的褒贬格局。
    以上所述“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是《春秋》大义的主要内容。此外《春秋》之义还存“尊王攘夷”、“大一统”、“张三世”、“异内外”等等，也都是从不同角度为周天子正名、顺位服务的，明显地体现了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政治伦理标准，其保守性、消极性显而易见。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定《春秋》之义中也存在某些合理因素。
    其一，具有史学应用于现实的创始之功。孔子以《春秋》作为教育学生的主要教材使历史知识广泛推广、流传，拓展了重视历史教育之风。自此，后世诸子皆相互引用历史著书立说，服务于时政。特别是孔子《春秋》具有明确的史义，在记史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了许多明是非、判善恶之事，不仅带有极强的扶正去邪的鉴戒作用，同时也带有极强的指导当时的“经世”作用。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修史、治史、重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而我国传统史学，却带有极强的“资政”、“致用”的性能。所以，我国史学一直在社会现实中发挥着极大的效力。历代的统治者治史者都很注重史学的社会作用。追溯我国史学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孔子《春秋》具有史义，以记史来阐发兴衰事故、治乱标准，以及寄寓政治抱负、伦理规范等等有密切的关系。孔子《春秋》开创了史学鉴往知来的垂训鉴戒功能，开创了我国重史的传统。所以说具有史学应用于现实的创始之功。
    其二，包含着一定的朴素的平等思想。《春秋》之义在于“正名”，具体说也就是在于理顺“君、臣、父、子”的关系。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是正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则是名不正。应该指出，反映在《春秋》里的君臣上下关系，不是僵化的，它不是专指“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夫”的绝对尊从关系，其中还包括君臣、父子“必有德”、“必正”之意，主张君要有君德，臣要有臣德，父应有父德，子应有子德。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29）明确地指出当政者应以正率人，才能正名，否则昏庸、贪暴，邪恶者当政，即为“不正”，不能正名。为此，在《春秋》中不仅对于诸候的荒淫无耻、争斗抢夺、仇杀昏逃有所揭露乃至于对周天子的隐微也不放过，如《春秋》中桓公二年，正月、三月、夏四月的某些连续记载内容，就是指责诸侯纳贿助乱的罪恶行径。同样，如鲁隐公三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赗作为礼物的事实，其意就是指责周天子不守君道，没有君德。又如《春秋》中桓公十八年，正月、四月的某些记载，以及庄公元年三月，庄公二年十二月，一直到庄公九年之间，所书的二十多件史实，就是指责齐襄公、鲁庄公等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昏庸无德。我们认为，孔子《春秋》正名之义中的这种寓褒贬不分君臣，论是非不分父子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在是非面前君臣平等的朴素的平等思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孔子发出“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30）的慨叹，实是有感而发的。
    其三，体现了贤君执“仁政”的政治抱负。《春秋》之义，虽以“忠君”、“尊王”、“正名分”为主旨，然而，它并不要求人们盲目地忠一切君，尊一切王，而是主张尊贤君，忠明主。他认为能施“德治”、“礼治”、“仁政”的统治者，就是贤明的君王，就应该受到尊崇和褒奖。孔子说，统治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1），提倡统治者博施仁政于民而济众，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正名，才能顺言，才能明辨是非善恶；才能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才能使人民免于“无所措手足”之苦，才能取得较好的政治效果，达到理想社会的境地。尽管这种“贤君”执“仁政”的理想政治，只是一种空想，但这毕竟是一种开明的政治思想，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们认为孔子《春秋》之义中的这些合理因素，在我国史学的发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