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希腊城邦创造了一系列的公共生活空间，成为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的布景和舞台，它生动 地展现了城邦公共生活的画面，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希腊城邦社会政治文化的 一些显著特征。城邦的公共生活空间反映了城邦政治相对的民主性。在古典时代的希腊，相 对民主性是一个普遍的特点，不只是民主的雅典如此，也不只是其他少数几个像雅典那样建 立民主政体的城邦如此，即使实行贵族政治与寡头政治的城邦也如此。所有的城邦--无论 是民主政治的城邦还是贵族政治或寡头政治的城邦--都设有公民参政的公民大会。当然， 不是每个城邦都像雅典那样，公民大会拥有最终的决策权，也不是所有的公民都能参加公民 大会。在实行贵族政治的城邦如斯巴达，贵族元老会议能够推翻公民大会的决议；同时，有 些寡头政体对政治参与实行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但无论如何，公民群体被看成是城邦政治 生活的主体，拥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则是不争的事实。政治的民主性和参与的广泛性明显 地反映在城邦的公共空间之中。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宗教圣地、露天剧场、体育场馆 等都是公民群体的活动场所，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法国著名学者Vidal-Naquet在论及城邦 公共空间的民主性时说：“城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空间--一个以市政广场及其公共建 筑 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人们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争论。权力不再限于王宫之中 ，而是置于这个公共的中心。”（注：Pierre Vidal-Naquet,The Black Hunter：Forms of Thought and Forms of Society i n the Greek Worl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257.）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和其规模的巨大都说明，为数众多的公 民经常性地参加城邦的各种公共活动。
    但是，公共空间并不仅仅是政治民主性的表现，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政治生 活的民主性。首先，公共生活空间培养了一种参与意识与集体观念。公共空间的开放性本身 鼓励了公民的参与意识。雅典“纪名英雄墙”下的布告栏公告城邦的一应事务，显然会吸引 众多的公民前来了解情况。同时，城邦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公民参与。在公元前5世纪 ，阿里斯托芬提到，雅典城邦让行使警察职能的公共奴隶用染成红色的绳子驱使公民参加公 民大会，如果拒不参与，衣服上染上红色，即遭罚款的处罚（注：阿里斯托芬：《阿卡地亚人》，21-22行，参见Aristophanes,Lysistrata and Other P lays,Penguin Books,1973,p.50。）。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开始 推行公民大会补贴法，给予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一定的补贴。最初，参加每次公民大会的补 贴是1个奥布尔；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补贴的数量上升到1个半德拉克玛（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1.3；62.2，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44、65页。）。补贴的目的显 然是让贫穷公民也能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但补贴并不仅仅限于政治活动。公元前4世纪中 期，雅典还实施了观戏补贴法（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3.1；47.2（《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46、49页）。亚里 士多德在这两处提到的“观戏金”（to theorikon）主要用于观戏津贴。此处引《亚里士多德 全集》版两处分别译作“……军队司库、祭祀钱财（to theorikon）监管人……”和“……与 军队司库和掌领祭祀（to theorikon）的官员一道……”，在关键处均未能体现原文的意思， 且对同一词语前后译法不一。），对在戏剧节观看戏剧的公民进行补贴，此后这种补贴又扩 大到其他的公共节日（注：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Oxford ：Basil Blacwell,1991,p.98.）。在斯巴达，对共餐制的参与甚至是强迫性的。观戏补贴和强制性的 共餐制都说明，公共生活对城邦来说非常重要。其重要性体现在，它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活动 ，强化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强化了公民的集体观念和民主意识。经常性 的集体活动使公民们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不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同时还是一个有着共同生 活经历、共同传统和共同感受的集体。
    其次，公共生活空间向公民群体灌输和强化了民主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公共空间是城邦 进行社会动员、向公民群体传递统治性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对公民群体来说，公共生活是 一种民主的教育。在公共空间中，贵族与平民为伍，政治领袖与普通公民打成一片。在斯巴 达的共餐制中，王和普通公民同桌而食。在公民大会上，希波战争时期雅典的著名领袖阿里 斯泰德甚至被身旁的人当成了普通公民（注：普鲁塔克：《阿里斯泰德传》，7；参见Plutarch,The Rise and Fall of Athens,Pengu in Books,1960,p.117。）。即使是叙拉古的僭主，在公共空间中也没有明显 的特权。虽然他在露天剧场拥有固定的座位，上刻“巴昔琉斯”一词，但这一座位并不在显 耀的位置，同其他的座位也没有任何区别（注：此为笔者在实地考察时亲眼所见。）。精英贵族不是生活在远离民众、象征特权的深 宫大院里，领袖和民众的距离拉近了。另一方面，在不断的面对面的接触中，领袖的神秘感 和威严也消失了，民众在面对领袖时的自信心相应地增加了。
    公共空间对民主意识的强化还体现在，它是民主观念的展示台，是一种物化了的意识形态 。在雅典，刺杀僭主的阿里斯托格通和哈莫迪俄斯被看成是民主政治的英雄，他们的雕像树 立在市政广场上，雅典人还为他们设立了祭坛（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58，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62页。）。同时，在雅典市政广场一个称做“绘画柱 廊”的公共建筑上，绘有巨幅壁画，突出表现了两个拟人化的人物形象，一是“民主”，一 是“人民”（注：宝桑尼阿斯，I，3-5；参见Pausanias,Guide to Greece,Vol.1,Penguin Books,1979,p p.17-18。）。这种民主的意识形态甚至还反映在宗教圣地和公共墓地里。雅典的公共墓地 主要用于埋葬牺牲的战士，城邦为他们树立墓碑，分部落刻上所有牺牲者的名字，但并不标 明他们的家世。十分明显，这种做法是为了强调牺牲者作为城邦一份子的集体性和平等性， 而隐去其高低贵贱之分。在这里，城邦每年都要为牺牲的战士举行公共葬礼，邀请最著名的 演说家发表葬礼演说。研究表明，这些葬礼演说所阐述的主要是雅典城邦的意识形态，而不 是对死者的赞扬（注：Nicole Loraux,The Invention of Athens：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 it 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巴特侬神庙上的浮雕刻画了泛雅典娜节的游行队伍和马拉松之战中牺牲 的194名战士。学者们注意到，整幅浮雕没有突出任何个人，强调的是整体。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它想要突出的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公民群体。同公共墓地里的墓碑上只刻有牺牲者的名 字、而不表现其家世一样，它旨在强调公民的平等性、公民群体的集体性，是民主意识形态 的体现（注：Robin Osborne,“The viewing and obscuring of the Parthenon frieze”，Journal o f Hellenic Studies 107（1987），pp.98-105.）。显而易见，集体性的活动、公共生活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一种教育的作用， 是民主的意识形态。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对公共空间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雅典为中心的，而希腊的城邦数 量众多，且各有差异，其中像雅典这样建立起民主政体的并不多。严格地说，雅典并不具有 完全的代表性，我们的分析因而是有局限的。不过，由于原始材料本身的限制，任何对希腊 城邦的总体分析都必须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雅典的资料，这种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 如此，笔者还是认为，从总体上看，上述分析是适用于所有城邦的。公共空间的发达以及对 公共生活的强调，是希腊城邦的普遍特征：一方面，它是城邦政治文化的反映，体现了城邦 政治的相对民主性；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强化城邦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 可以说是建构了公民的群体意识。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对公共空间的考察还有助于把握希腊城邦政治文化中有别于现代 人观念的一些总体特征。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国家与社会、政治与宗教、政治与文化是一些 相互区分开来的概念，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但我们对希腊城邦公共空间的分析表 明，在希腊人的观念里，国家与社会、政治与宗教等并不是分开的，而是融为一个整体。比 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现代意义的宗教概念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希腊文中并没有 “宗教”一词，我们所说的宗教，在希腊文中称eusebeia，实际上指的是“有关神的事务” 或“对神的关爱”（注：Vernant ed.,The Greeks,Chapter 8,p.256.），而有关神的事务和对神的关爱都是城邦事务的一部分，是城邦的政治 。正因为宗教的这种政治性，学者们又将城邦中的宗教节日称为“宗教-政治节日”（注：Cartledge,“The Greek religious festivals”。）。从 这里可以看出，在希腊城邦中，政治活动所包含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实际上确实如此，希腊 人的政治概念要广于现代人的政治概念。在古希腊语中，用来表示政治的一组词如“政治” （politike）、“政治制度”（politeia）、“政治的”（politikos）、“公民”（polites）等， 都是源出于“城邦”（polis）一词，其基本含义都表示“属于城邦的”。例如，“政治”即 表示“城邦的事务”。也就是说，所有城邦的事务--无论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的、宗教的、 还是社会的、文化的--都是政治。在城邦生活中，这个广义的政治概念以公共生活空间的 方式得到具像化。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即是对城邦政治的参与，公共空间则成为政治空间，属 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政治性公共领域” k5m103.jpg。在这个政治空间 中，公共活动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固然是城邦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即连旁观者也是政治生活的 积极参与者，正如Goldhill所说：“成为观众的一员并不仅仅是成为城邦社会组织中的一缕 ，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行动。作为一个进行评价和判断的观众来参与，就是作为一个政治 主体来参与。”（注：见Simon Goldhill & Robin Osborne,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C a 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5。）
    希腊城邦中公共生活空间的重要，是同私人生活空间的弱化相伴随的。在建筑格局上，公 共建筑空间显得压倒一切；私人生活空间虽然存在，但相比起来，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例 如在斯巴达，男性公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公共空间里，在训练场上，在公共食堂里。就连 已婚男子同妻子相会，也得偷偷摸摸。公共空间同私人空间的对立，反映了城邦政治及其观 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集体的权利压倒个人的权利。公共空间强调的是积极的参与，公民 参与的权利与自由受到城邦的鼓励。私人空间是个人自由的体现，而个人的自由同城邦政治 即使不是格格不入，至少也是相背离的。对城邦社会来说，私人空间是可疑的，它往往同反 动势力联系在一起。酒会是私人生活空间的一种主要形式，因而受到怀疑。公元前415 年，雅典发生毁坏神像案，迅即被与酒会联系在一起。报案者称，虽然没有目睹神像被毁的 过程，但以前经常看到阿西比德和他的同伴一起聚饮，其间诸多可疑言行，定为他们所为（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28，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443页。）。结果身为雅典将军的阿西比德及其同伴均被判有罪。苏格拉底的死在很大程度上也同私人 空间生活有关。他不仅是贵族酒会的常客，而且经常是主角。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他被 描绘成一个想法怪异的人物。他招收弟子，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里，教授颠倒黑白的技艺（注：《云》，94行以往（Aristophanes,Lysistrata and Other Plays,116f）。）。 显然，这样的私人生活空间及与之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同城邦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
    公共空间的重要与私人空间的次要，是同城邦的根本特征相一致的。亚里士多德说“人是 政治动物”，实际上是指人是属于城邦的动物。脱离了城邦、生活在城邦集体之外者，要么 是动物，要么是鬼神（注：《政治学》，1252b34-1253a39，参见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7-9页。）。进一步的结论就是，在希腊城邦中，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参与的 自由，或以撒亚·柏林所说的“积极自由”，而不存在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个人自由，即脱离 社 会的自由，或者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只是经历了基督教兴起、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等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冲击之后，个人自由或“消极自由”才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观 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