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1965年8月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之后，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东南亚最先进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是世界上少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新加坡从“一个弹丸小国发展成为繁荣兴盛的现代社会”的历程吸引了世界惊奇的目光，各国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都在努力探寻“新加坡之谜”的谜底。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提到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1]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的要求启动了新时期中国的新加坡研究。2 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新加坡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新加坡与中国的文化学术交流日益 频密，中国一些研究机构还积极开展对新加坡及东南亚的研究。近几年来我跟研究东南 亚的中国机构与学者接触较多，总体而言，这些机构与学者对东南亚的研究相当认真， 见解新颖。”[2]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云南社会科学院 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南大学东南亚研 究所、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云南民族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东 南亚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增强了研究力量，扩大了研究领域。目前，中国尚没有新加坡 研究的专门刊物，较为集中刊发新加坡研究成果的刊物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 究所和中国太平洋研究会主办的《当代亚太》（月刊）、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主 办的《东南亚纵横》（月刊）和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东南亚》（季刊）等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历史》、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 办的《当代世界》、山西大学主办的《山西大学学报》不定期地刊载新加坡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了一大批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研究新加坡的书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路曲著《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新华出版社，1996年出版）、郑维川著《新加坡治国之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陈尤文等主编《新加坡公共行政》（时事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瑞贺编著《新加坡国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出版）、王勤著《新加坡经济发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等编《新加坡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角色》和《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新加坡》（党建读物出版社1997、1999年出版）、韦红著《新加坡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冯鹏志等编著《新加坡国民素质考察报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马志刚著《新兴工业与儒家文化--新加坡道路及发展模式》（时事出版社，1996年出版）、曹云华著《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等。同时，为借鉴国外新加坡研究成果，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人的著作，如[苏]安季波夫著《新加坡经济地理概论》（施纯谋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美]杜维明著《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高专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英]尼克·汉纳著《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郭继贤译，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新]伍思著《新加坡公司法新论》（卢炯星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等。此外，李光耀的传记已有十多种在中国出版，李光耀的重要著作《李光耀40年政论文选》和《李光耀回忆录》已分别由时代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出版。
    在论文方面，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数据，1994～2002年上半年，中国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新加坡研究论文有2100篇[3]。照此推断，近20年来的新加坡研究成果应在4000项左右，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这些成果中，经济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最大，约占40%，发表论文较多的作者有山西大学政治系的李路曲、暨南大学东南亚所的曹云华等。
    近年来，中国的新加坡研究开始从经济方面转到政治和政党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演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尤其是江泽民总书记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要与时俱进，研究外国政党及其执政经验和规律的任务也就提了出来。早在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冯清莲著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苏宛蓉译），扼要地介绍了人民行动党的历史，分析了人民行动党的组织、领导和党员情况。外国政党的成功经验虽然不能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现成的途径和答案，但他们对治国和治党的有益的探索成果无疑会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要认真总结人民行动党成功的执政经验和执政规律，前提就是要了解其历史。中国学者开始从自己的视角来观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发展变化与治理策略，计划将编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史列入议事日程。李光耀的党建思想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李光耀自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起到1992年，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职务长达38年，人民行动党的纲领、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与李光耀密不可分。李光耀在长期领导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党建经验，其党建思想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如关于人民行动党社会基础扩大的思想、党的自我更新思想、党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思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过渡思想、廉政建设思想等，是党建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学者还对人民行动党进行了社会生态分析。所谓政党的社会生态分析，就是分析政党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关系以及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涉及国家体制、选举制度、经济发展水平、阶级阶层状况等。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与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相关联的，人民行动党自身的成功和对新加坡治理的成功原因就在于它适应了新加坡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国学者还加强了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现代化关系的研究。新加坡的现代化是在人民行动党执政状态下实现的，人民行动党对于新加坡现代化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认识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了解新加坡现代化目标的制定、路径的选择、误差的修补等，尤其是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与现代化的民主诉求这对矛盾如何协调的问题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新加坡不仅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在政治上也是成功的。而研究新加坡的成功离不开对新加坡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研究。据了解，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一批学者开始广泛涉足新加坡政治和政党研究领域，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还将以新加坡作为选题。如华东师大法政学院孙景峰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社会生态分析》为题，从某一侧面开始深入研究新加坡。可以想见，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学术界的新加坡研究将会在深度和广度上较以前有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Han Tan Juan.Chinese researchers lack accurate knowledge on Singapore,Lianhe Zaobao,2001-06-30.
    [3]http://www.chinajournal.net.cn/title.html,2002-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