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史学的永恒主题和中国史家的执着信念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着力最多、争议最久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现代中国史学创立之初，这个问题就已被提出。尔后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和论争，至今已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尽管近来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声的迹象。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历时长久，而且波及面广阔。仅就过去四十年中的情况而言，不仅专门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而且但凡涉及中国近数百年历史的文章著作，也无不提到萌芽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更远远超出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范围。此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八十年代后期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大争论，并且对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也具有重大影响。对一个问题的争论延续如此之长，论著如此之丰，参加者如此之多，影响面如此之广，在史学研究中实不多见。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是越来越一致，反而是越来越分歧。例如，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方面，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还只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而到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讨论高潮中，却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而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表现方面，过去多指手工工场，但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泛萌芽化”的现象却越来越甚，以至形成“十步之内，必有萌芽”的盛况。尽管严谨的学者一再告诫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厂，但在许多论著中，但凡有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至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卖，作坊主多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指为“萌芽”。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在每一个货币经济里都可以发现已有资本主义，然而在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却远非一二。既然百家争鸣到了如此的程度，要达到一种定于一尊的共识，看来还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做到的。争论越久、分歧越大，遂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外行人读了各家的论著之后，不免如堕九里雾中：既然从战国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中，时时处处可见这个萌芽，而这个萌芽又一直长不成树，那么中国的水土是不是太过特殊？如果真是水土不宜，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来乐观地断定这个萌芽以后将一定会变成参天之木？因此对萌芽的讨论，必然转向对水土（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讨论；而对水土的讨论，又势必再转向对外力（西方资本主义）作用的讨论。然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出发点，是证明中国自己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典型的表述即毛泽东“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语）。因此，上述一系列讨论的最后结果，却与初衷相违，因为它最后不得不承认外力在决定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上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因为讨论越深入、认识越糊涂，因此讨论也越有必要继续下去。因此之故，一位学者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萌芽之于现代中国史学，即如生与死、爱与恨之于文学，殆已成为永恒的主题。
    绝大多数参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学者，都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坚信不移。海外有人认为国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源于毛泽东一九三九年所写的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是一种“奉命史学”或“御用史学”。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段话所表述的观点并非毛泽东的个人见解，而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邓拓、翦伯赞、吕振羽、李达、华岗等）提倡这种观点，而且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学者也默认这种观点，因为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国已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只要通过革命或改良，就必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强国。因此，毛泽东并没有“发明”出这种观点，而是采纳了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爱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外国长期侵略的结束，上述观点也很快成了史坛共识。到了九十年代，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的确信，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心中，仍然一如既往。因此在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种信念常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西人东来，中国也能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如果”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没有被打断，中国也会发展出自己的经济近代化，等等）。因此，相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已成为几代中国学者坚定不移的信念。
    为什么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信念只是一种情结？
    “情结”一词，本是一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种深藏于无意识状态之中、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但现在这个词汇的使用已超出心理学之外，可以用来泛指各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某一事物的执着信念，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情结，因为它可能只是一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而不一定是事实。例如，我们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可能只是我们强烈地希望如此，而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而言，我们对萌芽的信念，也就只是一种情结。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甚至连“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还未完全弄清。没有首先弄清这一关键概念，自然也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情况下，“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命题，也只能说是一种尚待证实的假设。以假设作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或一种情结。
    可能有人会批评我们的这种说法是无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探索，“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早已成为全民共识，怎么可能到了现在连“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这一基本概念都还未弄清呢？！然而事实确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