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
    同志们引用前一段文字是为了说明世界近代史应开始于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引用后一段文字是为了说明世界近代史应开始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我们应当指出的是，一定要准确理解马克思这两段文字的含意。要明确，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的开始，是指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的开始，而不是指世界近代史的开始。理解不准确，有可能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必然等于近代时期的错误结论。还有，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在谈到时代划分和历史分期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指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或时期，“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8页。）。 它们的界限“跟自然界和社会上所有的界限一样，是有条件的，活动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注：《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4页。）。这些精辟之言， 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社会形态的起止问题，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分期的相对性。
    强调历史分期的相对性，并非否认或轻视历史分期的必要性。目前，我们把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把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及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既符合历史分期的相对性，又使历史时期的起点和社会制度的起点相吻合，可谓珠连璧合，锦上添花，给历史教学和研究带来一些方便。但我们还应当预见到，这种情况不会维持很久。随着岁月的流逝，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都要后移。可以料到，势必会有那么一个时期，人们要把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统统纳入古代史范围，而近代史和现代史中所记载的全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容。
    至于笔者在历史分期方面较具体的意见，仅提出三点供读者参考：
    第一，当我们讨论分期问题时，应首先区别讨论对象的类属。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问题属于社会形态方面的问题；中国现代史的开端问题则属于通史中几大时期的划分问题。切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
    第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有关论述。一方面，我们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关论述的原意，不要把马克思主义著作家有关社会形态划分的论述用作我们划分一般历史时期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清除过去养成的动辄“按照马克思主义某某观点”，或“根据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某某规律”应当如何如何的“贴标签”习气。否则，就不利于我们心平气和而又深入细致地讨论历史问题。
    第三，在历史分期问题上，不必强求一致，事实上也很难达到一致。相对性的问题只能采取相对的方式解决。我们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有着多种意见，不仅不会影响到历史学科的稳定和发展，反倒说明历史学科的繁荣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