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廉价录音机的上市，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口述实践活动的深入，以约翰·托什（John Tosh）和查尔斯·乔伊娜（Charles Joyner）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无论口述史料多么可靠，它与所有以精神形态存在的史料一样，只是历史认识的“间接客体”或“中介客体”，而不是“直接客体”或“原本客体”，因此，即使口述史料中避免了口述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渗入（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仅以此来再现往事，也是徒劳的。正如约翰·托什在《追踪历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依据是什么，与往事直接接触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页。），因为，“过去的声音，同时难免也是现在的声音”（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页。）。此外，“即使认为口述证据是真实而未受影响的，仅以此来表现过去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历史事实并不是个人经历的总和”（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 in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页。）。
    既然口述史学不能满足史学家再现往事的愿望，那么为什么口述史学在70年代以后在西方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口述史学方法的真正优势又在哪里呢？托什认为：“历史理解不仅要认识普通个体的生活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众日常生活经历背后的思想动机，尽管这些思想动机被现实生活过程所掩盖，但他们是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Methods and New Direstionsin Study of Modern Histo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81页。）由此托什得出结论：“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证明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因为人们的历史意识决定着“当时作用于个人生活的更深刻的结构和过程”（注：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第178、181页。）。尽管这一主体性范畴有碍于史学家客观地再现往事，但它有助于史学家“揭示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静止的，而实际却是文化的、运动着的现象”（注：帕塞里尼：《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经历》（Luisa Passerlin,Fa-scism in Popular Memory:the 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Turin Working Clas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历史研究只有弄清楚这一深层结构，才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家的口述研究实践证明：口述史学方法确实能够在揭示深层结构方面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对此，美国口述史学家威廉姆斯（T.HarryWilliams）体会得最早。早在60年代初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休伊·朗》一书后就深有感触地说：“我越来越相信口述史的价值，它不仅是一种编纂近代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注：坎曼：《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历史写作》，第394页。）
    既然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把重建大众历史意识当作口述研究的目的，那么他们又是怎样考察人们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的呢？英国口述史学家查尔斯·乔伊娜认为：情感是历史事件作用于历史认识主体的结果，是主体的一部分，它不仅在被访者的头脑中保留的时间长，易于回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真实可靠的。即使被访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与历史事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从他或她的情感中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他们自己最深层的价值体系的依据”（注：杜拿威等编：《口述史：跨学科论文集》，第304页。）。另一位英国口述史学家斯蒂芬（StephenYao）也认为：口述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情感，因为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因而不易于被人们遗忘掉，即便有时我们很难找到一种方式去理解它。斯蒂芬甚至把口述回忆直接看作是各种不同演员抒发情感的舞台。
    为了刺激口述者尽量地吐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甚至连口述者本人都未意识到的作用于口述者生活经历中最深层的价值体系，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摒弃了以往那种排斥一切主体意识、避免留下史学家个人印记的原则，而是主张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加到口述者的行列中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与他们一起交谈，因为只有通过交谈，才能使史学家真正地融入到口述者的感情世界中去，才能使史学家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个性与共性，从而增进史学家与口述者之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口述史学方法的独到之处。至于技术手段的应用，当代口述史学家们一致认为：音像技术只是为口述史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决不是口述史学发展的唯一条件。而且实际上，当代一些有成就的口述史学家并不是依靠录音、录像设备来提高自己的口述研究水平。例如，曾获普力策奖的美国口述史学家巴巴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就极力反对使用录音机进行采访，她认为用笔记录更有助于史学家从口述回忆中选择出重要的史料。
    既然口述史料中主体意识的渗透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那么以重建大众历史意识为目的的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又是怎样判断口述史料的可信程度的呢？
    首先，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除了考察口述者自我陈述的可靠程度以外，更重要的是考察口述者本人的心理过渡。对此，意大利口述史学家卢萨·帕塞里尼（Luisa Passerini）有过深切的体会。帕塞里尼自1976年至1981年曾在意大利的工业城市都灵采访过67位1922年以前出生的工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在30年代初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来到都灵的。他的采访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被访者的个人生活经历；二是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在个人生活经历的采访中，帕塞里尼发现：尽管复杂的日常生活是被访者进行口述回忆的原始材料，但被访者的自我陈述往往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状况，口述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实际上都是对个人真实经历的选择，原因很简单，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当时那种艰难和动荡时期的产物，而是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到相对静止的现存状态中去”。例如：被访者中“大多数男人都试图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工作能力极强的人”，“而妇女和老人们则愿意把自己表现为当时社会中的一个叛逆”（注：帕塞里尼：《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经历》，第17页。）。帕塞里尼认为：那些经过选择的经历，尽管有时有背于历史事实，但却能反映出被访者的心理过渡，从而有助于史学家解释和说明被现实社会已经接受了的传统的价值体系，就此而言，它是真实可靠的。此外，英国当代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在评保罗·汤普逊（Paul Thompson）的《爱德华时代的人》时也曾指出：尽管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人活下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又变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经历了这些岁月，一些往事必然会在记忆中消失，但是从爱德华时代的人，到乔治时代的人，再到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的心理过渡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而不单纯是作为史学家与往事直接接触的障碍而存在（注：参见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第178页。）。
    其次，以重建大众历史意识为目的，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在验证不同口述者在反映同一历史事件方面的一致性程度以外，还要考察口述者在口述回忆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观的代表性范围。帕塞里尼认为：口述史料是否可靠，实际上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和分析是否能够代表特别是与其本人有血缘和政治联系的那些朋友或亲戚所构成的社会集团中大多数成员的文化态度和社会历史观。口述史料的代表范围越广泛，其可靠性程度就越高，因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往往总是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集团中所共有的情感、愿望、利益、心态等因素所组成的历史意识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的。帕塞里尼在采访30年代都灵工人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态度时，他发现：尽管当时法西斯的暴政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但以都灵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意大利民众并没有被法西斯主义的高压政策所征服，他们在无法公开建立反法西斯组织、宣传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利用都灵工人阶级自己特有的文化形式，如歌曲、漫画、玩笑来发泄对法西斯主义的不满和仇恨。由此，帕塞里尼得出结论：人们的历史意识就像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并不是通过政治权力、经济实力的强弱来检验。法西斯政府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通民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和心态（注：帕塞里尼：《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经历》，第72页。）。换句话说，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以占意大利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历史意识为前提的。可见，研究历史意识，特别是民众的历史意识，要比单纯考证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更有意义，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发展趋势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