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纲领，已有不少论者。巫宝三先生从经济学上研究它“法自然”的思想，甚多创见（文载《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费孝通先生从文化社会学上考察它所释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并谓一“究”一“通”乃治学之本（文载《读书》1998年第11期）。我则想把太史公这个纲领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即历史观和方法论，试予探讨。限于学识，考虑不成熟，只是一些设想，求教于方家。
    《史记·太史公自序》首揭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于儒、墨、名、法、阴阳都先说其缺点，再讲可取之处；独对道家只说优点，没有缺点。孙诒让说司马迁“尊儒而宗道”，巫先生说他“崇道尊儒”。我以为司马迁基本上还是儒，主张仁政德治，但在本体论上取道家思想，即《史记》论学时常用“察其本”“归于本”的“本”字义。（儒家讲伦理学，原无自己的本体论）
    儒家和道家的天人观
    天指整个自然界。人们不满足于只看到自然现象，要对天作出整体解释，才能说明天人关系。古人释天不下30种（冯友兰语），但大别有二类。一类是神义的天，天有人格，有意志，能降福祸于人，或降王命以治人。一类是自然义的天，但把它抽象，用理性思维来解释，得出道、理、阴、阳等概念与人世相通（另有用科学思维来解释天候地象者，见于医书农书，从略）。儒家的天是神义的天，先秦道家的天是自然义的天，但有变化，以至相通。
    远古都是神义的天。卜辞用“帝”“上帝”，另有“天”字作“大”解。西周时，天的人格已淡化，代表性说法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大雅），降王命以治人成为主要的，《诗》中以此颂文王者比比。春秋时，天还降命于贤者，子产治郑，“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同时，也有了自然义的天，“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五行都是自然现象。
    孔子“知天命”“畏天命”但同时畏“大人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天命、王命、圣人言已等同。天的意志也不是绝对的了。“天之将丧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关键在于有没有文王（子罕）。“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原意是为政不在多言，但以天为喻，这个天已是自然义的天。
    孟子讲“天志”，和孔子一样，目的论。但在天人关系上是和人性联系起来。人性善，故尽心知性“则知天矣”，存心养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又“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人道通天，以至“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又有养气说，是用“义”来配合道，使理直气壮，“塞于天地之间”（公孙丑上）。总之，孟子的天人关系是乐观的，人只要努力向上，便可“上下与天地同流”（尽心下）。
    荀子不同意孔子的天命说，也反对孟子的天志说，他说天“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谓之天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天职天功是自生自养的，天已没有多少神的味道了。“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马，夫是谓之天情”（天论）；这里天情实是人情了。荀子还说“制天”。“制天”何解？王念孙说是“裁天”误书，章太炎、胡适从之，今人多说就是制服自然。我意“制”亦可作“制度”“法则”解。看其全文：“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天论）。其用天命、应天时以及“物畜”（积累）“化物”（生产）“理物”（保藏）等，都不是与天对抗，而是积极地与天合作。因而“制天”并无西方那种制服自然之意，而可解为“法天”即“法自然”，几与道家一致。
    先秦道家的天都是自然的天。《老子》用理性思维创造了一个“先天地生”的“道”，演出道生天地、天地生万物的宇宙起源论。这个“道”是一种法则、还是一种存在（如柏拉图的理念），不很清楚。不过，“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说明《老子》的本体论中，宇宙是和谐的，道与人之间，天与人之间是协调的，主体与客体，或者思维与存在，是统一的。然而，就天道说，还是有目的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七十七章）。象射箭那样，上下调整，以命中靶心。在这点上，与儒家神义的天并无二致。
    《老子》原本是讲人君南面之术的；在这里，道与儒的区别就在于“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这也就是“法自然”。“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虽说自然，也还要一套治人之“术”，不过主要是笃静、守雌等以柔克刚之术，才能“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七章）。在这点上，亦与儒家相通。
    道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超过儒家的《易经》，也超过18世纪以前的西方，独领风骚。“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二十三章），除道外，一切都在变。对立统一是普遍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二章）。“反者道之动”，一切事物都无条件地向对立面转化，因而有“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的术。《庄子》把相对主义推到极点，因而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之说。这种思想，儒家本有，在《易传》中又加发挥，只不若老庄之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