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思想家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又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中华民族五千年，源远流长，始终未被灭亡。我看有着良好的修史、学史传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最近看了“中华世纪壇”的建筑，感触颇深。上千米的甬道上，用铜板隽刻着几千年的历史（年表），上面覆盖着川流不息的涓涓之水，而在水面上又覆盖着一层透明的玻璃，使人们清晰地看到我们的民族是怎样一年一年地流传下来的。
    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修史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两部。一种是纪传体，一种是编年体。此外，还有颇有影响的纪事本末体等。
    《史记》及其继起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所谓“前四史”，被视为私家著述。大约从唐代开始，由后朝修前朝的历史，成为一种国家制度。一直到清乾隆年间，把自《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种纪传体史书，称为《二十四史》，即所谓“钦定二十四史”。这是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前后连结的一部历史巨著。这部书共3249卷，字数在四千万左右，记载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朝崇祯年间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这在世界史上是没有的。
    民国以后修清史。袁世凯当权时成立一个清史馆，但用人不当，馆长赵尔巽是一个清朝遗老。这部书一直修到北洋（奉系）军阀快退出北京的时候，搞出了一本《清史稿》。国民党人也不满意这部书，他们到台湾后又重修《清史》。到60年代，这部台北版的《清史》出来了，精装烫金面的两卷本，但错字很不少。我通读过一遍，它是在《清史稿》的基础上修改的。一是增加了太平天国，一是增加了辛亥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重修《清史》和新修《民国史》的任务。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时，董老（必武）再一次提出要修《民国史》，并且要重修《清史》。当年在周扬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建议下，修《清史》的任务落实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历史教研室。直到“文革”后，人大复校，建立和健全了清史研究所，这一工作才算正式开始。现在已经硕果累累，出了很多部大书，并培养了众多的中青年学者。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清通鉴》（20大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戴逸、李文海主编）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
    修民国史的任务落实在社科院的近代史所，由李新同志主持。差不多和《清史》同时起步。原定在香港回归时完成，到香港去开首发式的。但因故拖下来了，还有几卷没有交稿，不知今年如何？李新同志1995年于北京医院曾写诗说：“伟哉民国史，九七可竣篇。皇皇八十册，二千余万言。”现在他又重病卧床，真是希望他在世之日能看到这部书稿的完成。
    有的同志提到《通鉴》这种体裁，今后还有无必要修下去？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创了通鉴体（编年体）。继此之后，清代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览》，使通鉴体史书相传下来。
    毛泽东对这类史书非常重视，他曾指出，过去的《资治通鉴》是资封建统治之治，我们也要有自己的《资治通鉴》，是资无产阶级之治，即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和发展。
    这次出版的《清通鉴》共二十二卷，真可谓一部巨著。因时间关系，未及细读，但粗粗阅了数卷，感到它的可以称道之处，已经是很多了。
    第一，资料比较翔实。
    实事求是是我们治史、学史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必须先求“实”，然后才能求“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该书搜集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比较齐全，是一大特色。书后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共96页），即可单独成一小书，足以证明史料比较充实。确实做到了该书编辑体例中所说的“搜集史料不厌其烦，至少最原始的资料不能遗漏”。
    我看此书时，是从最后一卷往前看的。翻到1904年这段记载，忽然看到邓小平的生日及出生地点。我很奇怪，清史中怎么出现邓的记载呢？既然有邓，就应有毛，查了1893年这段记载，果然也有毛泽东的生日与生地。既然有毛、邓， 也应有蒋介石这样有影响的人物。 我再翻一下1887年的记载，果然也有蒋的生日与生地。这样，我就弄明白了该书是严格按编辑凡例办事的，即：重要人物在出生时记下生日与生地，在辞世时再记下生平事绩。
    第二，“略其枝叶，显其本质，辨其同异，正其讹误”（该书《序言》）。
    该书对不同的记载、不同的说法，都进行考异，摆出不同的史料根据，亮明作者自己的看法。全书“考异”部分达三百处，这是最见功力的部分。我翻阅了若干处，如苏报案中吴稚晖是否告密问题、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东京第一次会面的介绍人问题、光绪之死问题等等，我认为还是令人信服的。
    第三，寓论于史，论从史出。
    历史学最忌脱离开史实，徒发长段的空论。该书要求：“历史观点和态度即寓于史事的陈述中，事实正确而清晰，是非曲直，已在其中。”我觉得这一原则，在书中也是贯彻得好的。 例如， 该书最后一卷讲到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时，提到梁的《新史学》，是这样表述的：
    梁启超之《新史学》亦始刊于《新民丛报》第一号。梁于此文中批评中国之旧史学“知为朝廷而不知为国家”，“知为个人而不知为群体”，“知为陈迹而不知为今务”，“知为事实而不知为理想”。因倡“史学革命”。此文堪称中国近代新史学之开端。
    《清通鉴》虽无“臣光曰”，但论点已在史事的叙述之中得到明确的表达了。
    看《清通鉴》，除了想到以上的几处优点外，也产生两个小小的疑问：
    一、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蹈海自杀。 按该书凡例（重要人物逝世时，述其生平），此处似应有一陈的生平小传。但却没有看到，是否不够立传的规格？或放在别处讲了呢？
    二、1904年11月11日，中葡《通商条约》，又签《广澳铁路合同》，准中葡均股合办广州至澳门铁路。
    但是这条铁路是始终未建的，地图上找不到这条铁路。截至今天，如大家所知，去澳门仍然是先到珠海再进（步行即可）澳门的。因此，这条史料（广澳铁路合同》）的结果，放在什么地方讲呢？出于什么原因这条铁路未能建成呢？这都是读者很想知道的。
    由此，我联想到：《通鉴》确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一代一代地按既定凡例（当然可以不断地修订，使其更加完善）继续修下去。不仅要有《清通鉴》，还要有《民国通鉴》、《共和国通鉴》。只有把这个传统继承过来，发展下去，才能弄清各种事件、人物的“来龙”、“去脉”，才不致在史实的叙述中出现有头无尾和岁月倒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