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是大家公认的史学大家，他在谈到史学创新时，特别强调研究者对于新史料的开拓和新观点的发现。然而我们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新史料和新观点的认识，有一个从单线向复线的演化过程。
    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十分迷信。本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文献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掘的新资料。然而一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对于“正史”之外的各种私家笔记以及地方志资料的运用，依然是小心翼翼，甚至心怀疑虑。少数比较保守的史学家，坚持认为私家笔记和地方志，或挟私嫌，或囿地域，不足为据。
    时至今日，大概没有什么人会对中国历史上的私家笔记和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产生疑问。然而，本世纪初许多史学家对于私家笔记和地方志资料的疑虑，并非没有道理。从历代王朝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研究历史，官方的典籍记载无疑是最可信的研究史料。孟森先生是当时最著名的明清史学家，“先生之治史，多本中国传统方法”，（注：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附商鸿逵：《述孟森先生》，中华书局，1986年版。）故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所据以立论的明清史资料，大部分是以官修的文献为主，至于地方志的资料，就绝少涉及了。同时代的许多治学严谨的学者，其对文献史料的取舍，亦大多类此。
    然而，本世纪毕竟是一个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时代，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逐渐介绍引进，中国的史学研究也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史、道德史的单线研究，向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拓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引进，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史学家们的研究模式。其中，经济史、生产关系史、社会结构史等领域的研究，正以崭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维开拓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个史学更新的时代里，以往官方“正史”典籍中的历史资料，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代史学研究的学术要求。一方面，以往官方典籍中的记载基本上是以帝王将相为记载核心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中国帝王将相的家谱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的历史典籍，其史事的记载必然忽略经济关系等有关下层一般民众的记载，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历代民间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概况所知甚少。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文化、史学等方面所拥有的强势垄断，官方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不能不带有一定程度的立场错位和价值取向的偏颇。这样的历史典籍，自然也不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这种文化、史学的强势垄断和价值偏颇，延续了二千余年，形成了理所当然的传统，更需要新一代的史学家们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建构新的史料基础。于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一些年轻的学人，开始把史学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扩展到政治史之外的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经济史领域。人们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范围，也突破了以往官方“正史”典籍的局限，开辟多方面的资料来源。私人笔记、小说野史、方志家谱，都已逐渐进入史学研究的殿堂。与此同时，有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进入农村城市的基层社会，进行社会调查，并且运用社会调查的资料所得，开拓了全新的史学研究的领域。其中如陈翰笙先生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傅衣凌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都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傅衣凌先生在回顾自己的这一学术经历时说：
    实在说，我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直到抗战爆发后，我从沿海疏散到内地的城市和农村，才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一九三九年我曾居住在永安的黄历乡，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碉堡，四周则是一些矮小的平屋，佃户环之而居。我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中，使我恍惚联想到中世纪的封建城堡制度，是不是还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注：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载《文史哲》1983年第二期。）
    三、四十年代傅衣凌诸位先生把社会调查资料引进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尝试，虽然在当时还未能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应，但其研究成果“很快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而后又由日本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日、美汉学界被尊为一代大师，享有很高的声誉，不是偶然的。”（注：《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杨国桢：《序言》。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解放以后，虽然说中国的史学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但是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干预，史学研究仍然不能摆脱“政治史学”的羁绊，而傅衣凌先生等少数学者能够坚持社会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发掘包括社会调查资料在内的多方面的史料来源，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到了七、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的社会科学与国际上的交流日益加强，各种流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重新涌入中国。中国的学者们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国际学术接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这学术逐渐开发的年代里，傅衣凌先生等的史学研究，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肯定。一批在“文革”后学成并投身于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以及一部份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都对社会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学术道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与调查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并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们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