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为了解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情况并取得借鉴，专门设立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现在这一专题复杂繁重的各项工作，已由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林志纯教授等多位专家顺利完成，其成果将作为专著出版。这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由张强博士执笔的《古代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综述》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专题成果作了简要的概括。
    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之中。这表明，古代文明的年代学，本身就是一种学科分支，正在继续深入和提高。当代的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的研究，都采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途径，融合了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科技测年（主要是测年）和天文历法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也遵此途径。
    外国古代文明的年代学，所能凭借的材料不外是传世文献记载、古文字铭刻以及其他考古学的成果，这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也极为类似。传世文献一般是年代学研究的起点，比如人们对古代近东的知识，最初只能依据《圣经》及希腊、罗马的一些作品。后来才有了考古文物，特别是古文字的大量材料，使研究工作的基础大为改观。不过，即使在现代，传世文献仍有宝贵的研究价值。如埃及古史的王朝系列，见于公元前三世纪僧侣曼涅托的《埃及史》，近世的研究只是对曼涅托的系列做了修正和补充。“夏商周断代工程”广泛使用文献、考古和古文字材料，与其他古代文明年代学的研究亦属相同。
    “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专题成果为大家介绍的情况，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大家注意：
    第一，由文献依据丰富、编年基本可靠的历史时期，逐次上推到依据较少、编年不明的较早时期，是年代学探索通用的方法。
    张文在讲两河流域年代学时说：“由于初史时期研究资料的匮乏，两河流域年代学者一般采用由文献相对丰富的晚期向早期推进的研究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也正是这样做的。《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托始于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这一年表有可信的文献基础，例如《春秋》经传的纪年，因有许多次日食记录而获公认。因此，西周列王年代的研究，必须立足于以公元前841年为开端的这一年表，而西周的积年又是夏、商积年的推定所不能缺少的。
    时代越向上推，所依据的文献及古文字材料内的记述便越模糊，越多分歧。这是由于时间距离遥远而自然造成的。恰和人们观察空间距离遥远的外星系只能得到微少的信息一样。埃及王朝系统的早段，从前王朝时期到第一中间期，即第一至第十王朝，有不少王名佚失无存，列王的次序也有不同说法，不定性显然很大。同样，对于中国古史中的五帝时期，以及夏和商代前期，都不能要求其年代有与后世相同的准确性。
    第二，古代近东的古文字材料里，有不少王表或名年官名表。有的表相当详细，甚至记及月日。这类材料的时代，有些本身就很古，如埃及的帕勒摩石刻，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年表》等，为重建当时年代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中国的情形不同，文献中的世系、年表，出现的时代都比较晚。商和西周的世系，虽有甲骨金文可予证实，但缺乏近东王表那样系统的在位年数。这是我们年代学研究的不利条件之一。这种缺撼有望从考古发现中弥补。前些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竹简内整理出一篇《年表》，有周列国君主年数，可惜业已残碎，不能恢复。西晋初汲冢发现的《竹书纪年》，有夏商周诸王年数，但未能完整保存下来。
    张文提到，西方古典年代学第一部系统的作品，“是公元前三世纪末埃拉托斯特奈斯所著的《编年史》。他利用当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工作之便，广泛涉猎前人著述，在综合希腊不同编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统一的纪年体系。”《竹书纪年》是魏国史家的作品，有一定的思想倾向，记事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比埃拉托斯特奈斯要稍早些。
    从战国到汉初，像《竹书纪年》、《年表》这样的书，肯定还有不少，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余读谍（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今后再发现这类材料，以至更早的世系、年表，确是可能的。但当前研究中国古代的年代学，还更多依靠出现较晚的文献。这包括世系、王年的材料，也兼指关于天象的记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年代学研究，处境更接近西方古典年代学。传世文献，不分中外，都有考信辨伪的问题，如张文说的，“鉴于年代学研究资料来源与古代近东的差异，西方古典在古籍整理与校勘过程中，对晚期文献中一些早期年代的记载始终面临着‘信古’与‘疑古’之争。”他所举特洛伊战争的例子是很生动的。年代学研究的进展，特别是有关考古发现的增加，业已说明晚期文献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古代传统并非空穴来风，无所依据，无论在古代近东史还是在西方古典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均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