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世界史至少拥有三重含义：它首先是人类文明赓续交往的客观进程，其次是人类对此进程的历史记忆,第三是一种或隐或显的学术研究。古往今来，上述三种意义上的世界史一直处在变动之中，至今没有停止的迹象。目前，人们接触的国外信息越来越多，全球化将人类日益紧密的联系到一起，对世界史著述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有鉴于此，本文主要想谈谈与第三种意义上的世界史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它的源头、诞生与变化、我国世界史的现状与出路等，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一、世界史的源头
    世界史究竟是何时产生的？对此长久以来主要存在如下两种不同认识：一种主张世界史是较晚才出现的，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过，“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有学者根据马克思的这段话认为这种作为结果的世界史出现在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后，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做过下述提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活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3]
    毫无疑问，15-16世纪处在这种转变的关键时期，但同时该转变又是一个从渐变到突变的漫长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有鉴于此，晚近的学者认为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史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例如吴于廑先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多篇文章中就认为，这种较早的世界史的写作源远流长，古希腊的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等都涉及自己民族和国家以外的历史，此后这种著述绵延不绝，推而广之。[4]国外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如麦克尼尔等认为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是世界史学家及其各自历史编纂学传统的奠基者。此外，世界许多民族和文化都有自己的世界史观或世界史编纂。[5]当然，这些准世界史的发展也并不平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史和早期现代的历史哲学，具体体现就是universal history（可译为普遍史、普世史甚至世界史），它们在公元纪年、历史的目的性和进步性、人类整体观念等多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世界史观念和编纂。
    不过，上述普遍史写作在19世纪的欧洲由于学术和政治原因而渐次衰落，例如伊格尔斯等认为，“产生这一转变的原因之一是职业化的学术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档案史料；在人们看来，写作范围如果太广泛，跨越了国家甚至跨越了文化的界限，这样的历史著作便无法满足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标准。然而，更重要的是，19世纪的政治观发生了变化，西方优越论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提供了合法性，因此西方把重点放在民族国家的研究上，把民族国家视为文明和进步的动力。”[6]由此，19世纪欧洲诞生的职业历史学都是民族主义史学，以批判的史学家为代表的职业历史学家主要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研究政治史，兰克生前完成的几乎所有著述都属于国别史。他在83岁高龄开始撰写的《世界史》生前未及完稿，后来由弟子杜夫据遗稿补足了7卷。该书尽管冠以世界史之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拉丁日耳曼各民族的历史。
    二、世界史的诞生与变化
    由于19世纪欧洲历史学职业化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研究框架，世界史不是历史研究的正当领域，因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西方人撰写的世界史大都出现在20世纪以后。马兹利什认为，20世纪以来大约产生过三种影响较大的世界历史的写作模式,一是施本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普遍史,二是以民族国家或文明为单位的世界史,三是全球史。[7]第一种严格说属于历史哲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史，因而巴勒克拉夫认为后两种类型的世界史是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它们的出现是一系列因素造成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狭隘民族主义史学的破产，世界越来越紧密地相互融合导致的对国别史所报信念的动摇，以及非欧洲地区的民族独立及其历史研究兴起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和历史认识的变化等。[8]
    由此，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民族国家以外的地区史和世界史。他们最早撰写的是由人类起源和各个民族国家及文明演进构成的世界史，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六十年代编写的六卷本的《人类史》，前苏联1955-1965年出版的茹可夫主编的十卷本的《世界史》，以及1957-1970年出版的克拉克主编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中译本书名为《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等。这些世界史的世界性主要体现在地理范围的扩大，囊括各个地区、文明和主要国家的历史演进，但在内容和体系上却缺乏世界眼光，基本上是地区史的堆砌和西方历史分期的扩大化。应该说，中国也受到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史兴起的影响。解放前我国大学很少把“世界史”这门课列入历史系的课程表，当时大学历史系本科除本国史课程外，通常只讲授西洋通史、断代史以及西方国家为主的国别史、专门史。直到解放后我国才引进了前苏联编纂的《世界历史》，大学历史系本科也设置了世界通史课程，取代了过去所设的西洋通史。[9]在此基础上，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出版，标志着中国世界史体系的诞生。该书借鉴了前苏联世界通史的框架和内容，所不同的是没有像前者那样将本国史纳入世界史的范围中，成为世界史即外国史做法的始作俑者。[10]
    如果说这种以民族国家和文明为单位的世界史的出现主要在欧洲，那么另外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的和全球方法撰写的相互联系的世界史则以美国为主。1963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世界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11]史学界一般以此做为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诞生的标志。如果说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还沿用了世界史的概念，那么全球史则完全是一项新的创举。1966年，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全球史》，试图打破国别、地区的编纂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与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全球史的异军突起对以民族国家和文明为单位编写的世界史带来的不仅仅是冲击，还有脱胎换骨的改造。例如马兹利什认为，“在反对更传统的和国家的研究方法中，世界史通常理解了全球史——即全球化研究——并以此来化解全球史对世界史的挑战。”[12]
    在全球史的影响下，世界史虽然还不排除“整个世界的全部历史”（即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的传统定义，但更多地被赋予新的内容，例如本利特说，“我认为大多数参与讨论有关世界史定义的人主张，置身于大规模历史进程中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世界史主要的关注内容之一。”此外，“世界史（在其他问题中间）还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话，在那里它试图为既联系又独立的现代世界建立起历史联系。”[13]麦克尼尔也持有类似主张，由于受到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跨文化接触”概念的影响，他将世界史定义为研究“不同文化的人们中间的相互作用。”[14]由此欧洲那种拼盘式的和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在美国被转变成不同文明相互联系与交流互动的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 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既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专题性的，后者又在一定意义上存在多种研究取向，例如本特利认为，“根据不同史学家的兴趣和研究领域，这种全球历史分析主要有三种派别。一是关注传播现象——特别是技术的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另一个是分析学派考察经济和社会史的大规模发展模式，尤其关注长途贸易和大范围的经济融合。第三种是探索环境和生态在大范围里，有时是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影响。”[15]一般认为，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与全球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例如伊格尔斯等指出，“‘全球史’一词与‘世界史’往往相互重叠，混为一谈，但全球史更倾向于研究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时代，指的往往是20世纪最后30年以来的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史则可以把对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包括进来。”[16]
    在这种倡导人类各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的宏观世界史或新世界史的基础上，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世界史研究正在转变为一门历史学的独立分支学科。2007年波梅兰兹在其考察社会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的文章中就认为，“在西方（尤其是北美）研究型大学里世界史作为一个合法的学术部门的一部分的复兴不过30年。”[17]学科化的世界史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专业期刊和研究生项目。1982年，美国建立了世界史研究的组织机构“世界史协会”（The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简称WHA）,据其官网介绍，“世界史协会是通过鼓励教学、研究和出版促进世界史的重要组织，它于1982年由一批教师和学者建立，他们决心为这个当时正在兴起的历史分支学科和教学领域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尽管该组织立足北美，但其成员来自35个国家，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均设有分支机构。1990年世界史协会创办《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本特利任杂志主编(1990年至今)，其目标是“从全球的观点”分析历史，把“大规模的人口运动和经济波动，跨文化的技术转移，传染病的传播，远距离贸易，宗教信仰、思想和理想的传播”作为主题。[18]美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第三个标志是设置研究生项目，美国不同大学专门招收世界史方向（不是专业）的研究生。[19]
    此外，世界史课程也日渐普及。以往英国和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只讲授古典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欧洲史和美国史，其他的历史则在所谓的“地区研究”的系讲授，例如“东方”研究系讲授中国的语言、哲学和历史，“斯拉夫”研究系讲授俄国的语言、文学和历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课程。[20]美国试图将世界史课程确立为大学的标准课程的工作几经反复，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两次努力都没有持续多久，直到九十年代以来对世界史课程的兴趣不仅坚持下来还出现了稳定增长。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系统中，从1999年算起的近十年里西方文明课程的选修人数急剧下降，仅一半学校仍将其作为主要的非美国通史课程。20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史课程建设成功的原因既有个人因素，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等人的大力倡导，也离不开世界史协会等机构的师资支持，以及大学认为世界史比西方文明课程更适合多种族学生群体的实际需要等。[21]
    21世纪以来，世界史课程在美国高等院校和高中与20世纪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更大增长。2000-2001年，美国大学开设世界历史课程的平均为59%，公立大学高达 69%。1990年，学过世界历史的高中生占59. 59%，1994 年为66. 72%，1998 年为66. 41%。到 2003年，28个州立法要求公立高中开设世界历史课程。为了应对高中学生学习世界历史课程的需要，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从2002年开始提供世界历史预科考试，当年考生达20800人。2003年，来自1474所高中的考生达到34268人，增长65%。2007年，考生为101975 人，2009年，考生为143426人，2010年，考生为167789人。[22]那些没有开设世界史课程的大学一方面继续保留西方文明课程，同时增加了东方文明课程作为补充。[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