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以后，“体用”论的文化保守主义本质曾一再受到进步人士的批评。但是，作为异域文化冲突中的一种回应方式，最终是因有利于权力集团的利益而受之青睐，每每以改头换面、新瓶老酒的姿态来抵挡世界进步潮流的冲击，直至今日也未断香火。其中除了“五四”以后的东方文化派（注：东方文化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个具有浓郁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派别，其先驱是辜鸿铭、杜亚泉，主要代表人物是梁漱溟、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等人。）和现代新儒家学派有所表现外，尤值提及的是“体用”论的新版本--“中国本位文化”论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武育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10位教授，共同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虽出自10教授之手，但此前于1934年陈立夫《文化建设之前夜》演讲的基调及同年国民党发起的“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的背景应该说对此有重要影响。《宣言》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故应特别注意此时此地的需要，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徒然赞美和诅咒古代中国制度的思想都是无用的，必需检讨过去，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欧美文化必要且应当，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全盘承受，吸收的标准应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载《文化建设月刊》，一卷四期，1935年1月10日。）。宣言思考问题的方式显然与清末的“体用”论一致。它的实质不在于“本位文化”，而在于“中国本位政治”，此时此地的中国政治，就是不要政治变革，不要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追求，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是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说到底，中国本位的文化运动就是维护一党专制的政治运动。貌似辩证、折衷，实则正如清末政府“体用”论的思路。目的不在于“用”的一面，而实实在在是图谋封建性道统和国民党统治利益之“体”的存在与持久，以“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为旗号来阻挡世界进步性的政治文化变革潮流。对中国历史上这一素有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艾思奇先生有过一段评论，他说：“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的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的特殊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即便退一步说，有某些外国的东西可以学习和接受，也应该以保持中国旧有的东西为基础。……也就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上学习接受。”（注：见《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1～472页。）
    事实证明了，“体用”论的文化保守主义最后落脚点在于以种种借口来防止任何政治文化进步潮流的冲击，维护封建的道统、皇统与已有的政治秩序和利益分配格局。这种表面上不偏不倚、左右逢源的文化策略实际服务的是政治目的。它与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一样，成为延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回顾20世纪的头50年中，人们至少可以看到八次保守政治的理论与实践：（1）1906年梁启超认为，民众缺乏自治习惯，不了解团体之公益，为免使旧的政治均衡被打破，中国决不能实行共和立宪制或君主立宪制，而只能选择开明专制；（2）1915年袁世凯政府的法律顾问古德诺和筹安会发起者杨度认为，中国人缺乏合群之能力，缺乏研究之能力，缺乏关心公益之热心，由专制而变为共和，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的政治出路在于君主立宪制；（3）1925年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国家主义者发动醒狮运动，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混乱，系缘于由专制而入共和，守法观念已失，爱国信条未成，无最高道德的规范，卖国贼又横行。解救的办法是招回中国固有文化的国魂，树立固有传统的国性，培育国家至上的信念；（4）1928年蒋介石统治集团以中国民众落后、无知、缺乏政治训练为由，认为没有实行宪政的资格。断言在军政时期结束后，须有一个训政时期。此间的训政实践是对封建专制的维护和对民众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剥夺，并由此确定了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体制；（5）1933年应着法西斯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出现，蒋介石与其御用理论家希图政治上专制的进一步加强和经济上实行统制，强调领袖独尊、领袖独裁和领袖中心，“信仰主义要达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达到盲从的程度”一时成流行话语；（6）1935年丁文江和蒋廷黼以国人75～80％不识字、没有能力行使选举权为由，认为中国的政治出路应如英、法、俄那样先经一个专制时期，积蓄必要的物质文明，并使知识界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独裁变为比较新式的独裁，谓之“新式独裁论”；（7）1936年，中国青年党的陈启天以战国时代秦灭六国为参照，提出了以国家论、法律论、政府论、霸政论为内容的强权政治和集权政治理论，为蒋介石独裁提供政治一统、经济一统、文化一统的谋略，谓之“新法家运动”；（8）40年代初，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人再次倡导“战国策”，以武力政治、国力政治为“战”，以国家意志、权力意志为“国”，以此二者的结合来压制与排拒民众对自由、民主、平等等现代政治文化的追求。综观所有这些保守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虽然说与“体用”式文化保守主义有一些差别，即不曾直接运用那种骑墙调和、中庸不偏的策略原则，但放在中国的总体政治背景里看，它们同属于一个逻辑体系之内。它们的理论与实践重心都是政治变迁的方向、途径和实施原则问题，梁启超“开明专制”论以来的历次政治设计与做法自不待说，“体用”式的文化保守主义，根本问题也是如何协调中国的故有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的关系。所谓“保守”二字，不在于吃穿用住、器物科技，在这些地方，最终不会保守，要害的是涉及利益分配格局的政治。所以，保守主义，焦点是政治的，它们的目的，都是要保持既有的政治规范之“体”。立足点不在于历史进步的要求和大众利益的要求，而在于保守已有的纲常名教道统和君尊民卑的治统，所以保守主义在中国从来都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前者服务于后者的统治利益，后者支持前者的理论模型；它们都不习惯和惧怕国内外发展中的新事物、新观念，力图以专制权力的体系为核心来严格划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价值取向和可行性范围，因其对封建传统文化的眷恋和对域外文化的排斥而陷入国粹主义，因其对民众素质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等国情的强调和对秩序、稳定等因素的担忧而陷入权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