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世纪里，如何把中国历史学继续向前推进，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关心的问题。新中国的历史学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无论成就还是挫折，新世纪的史学总要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发展，因此，对新中国历史学的成就和挫折进行回顾，吸取经验教训，就成为开创21世纪史学新局面的一项重要工作。题为“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的学术研讨会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召开的。
    2002年10月27日至28日，“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主办。来自全国各高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8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探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学取得的成就，总结和反思历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展望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前景。参加会议的代表，既有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也有从事各专门史的专家；既有从事中国史学研究的学者，也有外国史学工作者，研讨中，广泛地涉及到历史学的许多领域，多层次、多视角地对新中国50多年来的历史学进行总结。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可归纳如下：
    1、历史研究与理论指导。首先，历史研究需要不需要理论的指导？20世纪前半期，傅斯年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似乎历史学就是整理史料，无需理论的指导。这一观点在20世纪前期有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遭到批判，近20年来，傅氏史学思想及新历史考据学的研究受到重视，这一观点也无形中在史学界产生效力，于是一些学者对理论的指导产生怀疑。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曾是傅氏学生的何兹全先生说，傅氏的这个话，也对也不对，若从历史研究必须重视史料的角度理解，这是对的；若说历史研究，历史观、史学理论在其中不起作用，就是不对的。傅氏本人就有自己的理论，不然，为什么同一条史料，两千年来别人都没注意，而经傅先生一解释，却成为重要史料呢？这就是理论的作用。历史研究不可能离开理论的指导。有的学者对历史研究的层次作了区分，如历史考据、历史解释、历史评价等，认为理论在这几个层次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层次越高，作用越大。其次，唯物史观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导地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成为主流。研讨会上，几位著名史学家回顾了50年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形，认为当时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真诚的，是自愿的，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强迫的，至于在学习过程中有教条化的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也有的学者说，过去从苏联传来的唯物史观，有教条主义的东西，但由于它比较简明、系统，对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此也应有公允的认识。也有的学者说，不应把经济史观、经济决定论带有的片面性完全归咎于苏联的唯物史观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确实把经济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最决定性的东西。有的学者对过去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对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解，阶级斗争理论的运用，人的主体性与社会规律性等，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片面性。也有的学者指出，过去常常用认识论及社会运动的初始状态的原理来解释高级复杂的现象和社会运动，看似运用了唯物史观，实则是一种教条。有的学者对20世纪前半期和后半期的历史学进行对比，认为20世纪历史学的最显著的进步就是历史观的进步，即唯物史观的运用。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之前，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常常是破碎的，看不出中国历史的全貌。也有的学者说，唯物史观是开放的理论体系，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与教条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运用唯物史观，必须与时俱进，从实际出发并善于吸收其他学派的优秀成果。
    2、“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历史学的认识和评价。对新中国以来的历史学的认识，“文 革”1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似乎没有大的分歧，分歧主要是在“文革”前十七年。因此，这次研讨会对十七年史学有较多的关注。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学的完整的学科体系，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这17年的学科建设之功不可否定；一些重大问题如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等所谓的“五朵金花”及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都是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历史不可回避的，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假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史学界理论水平的提高和卷帙繁富的资料建设，培养了大量的史学人才，假如没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就不可能有明清经济史研究的巨大成绩。有些问题的争论，进行了很多年，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也不能因此就说这些争论没有意义，争鸣不一定必须有明确的结论。也有的学者说，过去对有些问题的讨论，存在削足适履的问题，有用理论套史实的偏向。也有的学者总结十七年学术争论的教训，指出不能用行政命令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搞学术争鸣；也有的学者提供论文，讨论十七年的史学评价问题，说不能将十七年史学一概称作“教条史学”或“阶级斗争史学”，十七年史学除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和论著外，尚有大量的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史学中的教条主义是支流，而非主流。从史学思潮看，有的学者认为，十七年存在两种史学思潮，一种是强调历史主义的思潮，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思潮，后者在“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在 “文革”前占据上风；并分析了历史主义被压制的原因，指出历史主义者自身也有理论 缺陷，在学术与政治关系上也有偏差，而政治的不民主则是历史主义被压制的根本原因 。
    3、对具体学科的回顾和总结。在这次研讨会上，专家们大都结合自己从事的专业进行总结。涉及的学科及问题大致有：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历程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50年来的考古学与上古史研究的进展；50年来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和前瞻、国际交流史的进展以及对历史学发展的影响；此外，还有思想史、史学史、经济史、改革史、蒙元史、历史文献学、中共党史等学科的总结。从这些学科的资料建设、研究成果来看，新中国史学的成就的确是巨大的，是20世纪前半期不能比拟的。有的学者对本学科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剖析，这些问题，有的是个性的，有的则具有共性。剖析存在的问题，有益于各个学科的交流和共同提高。
    4、对西方史学思潮的介绍和研究。有的学者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进行评介，指出这种思潮的特点、产生的背景及演变，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有的学者对美国“新史学”在我国的影响进行了论述，评述了我国史学界介绍和研究美国“新史学”的不足；还有的学者以西方某一史家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为个案，指出西方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对我们有很多的启示，在研究方法上值得借鉴，中、西方史学有相通之处，认为中国历史学既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又能保持与国际对话是很必要的。
    研讨会上，不少史家提出要加强史学批评及学风建设。有的学者指出，当前历史研究的“炒冷饭”，研究论题的大量重复是严重的，论著发表和出版得多，有价值、见功力的少。有些国外史学家也如是评说。这是很令人担忧的，认为这种状况与科研管理机制的量化管理，把数量作为评价尺度有直接的关系。解决这一问题，一是靠学者自身的自觉，一是应改变违反学术发展规律的评价机制。
    这次研讨会的突出特点，是与会者怀着对中国史学发展的高度责任感，力图客观公允地评价新中国史学的得与失，认为总结五十年来的史学历程，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既要肯定中国历史学取得的伟大成绩，又要实事求是地面对过去历史学的偏差和当前历史学存在的问题；既要具体分析历史上史学存在问题的原因，又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出教训。不能一说史学存在问题，就全面否定，毫无成绩可言；也不能为了说明新中国史学的成就，就避谈史学的失误；更不能因为称赞某一学派、某一史家，就贬低其他学派、其他史家及其治学方法。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曾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中造成过很消极的影响。在反思过去、开辟未来时，必须汲取这一教训，尽量避免类似的失误再度发生。
    这次研讨会，安排紧凑，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研讨会增进了与会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学术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