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汉人与汉文化对大清帝国的贡献，何炳棣先生已经讲了许多，姚大力不妨多讲一点内亚的政经文化资源对清帝国的贡献，如果能证明内亚的资源大于中原，足可以“内亚帝国”代替“中华帝国”，则新清史诸君必乐见姚大力能青出于蓝也。
    我回复姚大力批评我所编的《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很快有了回应。姚文的题目是《略芜取精，可为我用——兼答汪荣祖》（载2015年5月31日《上海书评》）。然而内容并不是谈如何略芜取精，如何为我所用，而是针对我对他的质疑，并时而爆出情绪性的激愤之词。在网上还有他的学生为之叫好，说他的姚老师“抽”了我！姚大力更将我的文字随心制造矛盾，夸大其词，甚至曲解之余，代我认错，取得争胜的满足感。是谁在“深文周纳、巧言罗织”啊！众目可见，明明全文在回答我，偏偏说“兼答”，比如明明是全职，却说是兼差。就此而言，无论他的正题或副题，都有点文不对题。
    我与姚大力素昧平生，全无恩怨可言，很自然是对事不对人，所以对事我针锋相对，不稍假借，然对其人仍尊之为“姚先生”，并“敬答”对我所编之书的批评，这就是所谓对事不对人。但是他毫不客气，不仅直呼其名，而且以“兼答”以示轻蔑。类此针对个人的态度，我并不在乎，也不怪他，诚如他所说“入墨者黑”，我也只好随俗了。
    姚大力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根本是假议题，没有人“全面否定新清史的研究成果”，说“全面”，岂非夸大其词？我所编之书就是如他所说，很具体地指出新清史立论中“那些关键性的错误究竟是如何”，何来全面否定？老姚优为者，不过是把别人的说法推向极端，然后加以抨击。一言以蔽之，我们质疑新清史最主要的是大问题，是有关清帝国性质的大问题。既然说白璧之瑕都不必曲讳才是正道，何况不是白璧？白璧之瑕都不可忽略，“芜杂”能忽略吗？我的理解是“芜杂”必须充分揭露后，证明是“芜杂”，才能略之。否则容忍“芜杂”，“菁英”安彰？更未免乡愿。
    我说姚大力“未读懂”新清史的主要论点，是很具体的，但他夸大成“不识字”，有何意义呢？就像他夸张地说，“全面否定”、“一幅整体坍塌的可笑图景”、“一团向壁虚构的梦呓”、“一堆不具有任何积极的正面意义的垃圾”等等都是他所编荒诞的形容词，除了他之外，谁说过这些话呢？我已具体指出，新清史根本不接受“汉化”说，认为是一错误的概念，我在“敬答”一文中，不惜引用他们的原文来作说明，但姚大力仍然视若无睹。很显然，“汉化”与新清史所主张的“族群主权”有矛盾，所以他们并不如老姚所理解的，“汉化”是不值得再提的“老故事”。我认为欧立德将“汉化”理解为“全盘汉化”，其用意由于“汉化”难以否定，故将之极端化来否定汉化，因“全盘汉化”就像“全盘西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我甚至认为即使是汉人，也难说“全盘汉化”。所以如果把“汉化”理解为“全盘汉化”，则无“汉化”矣！但姚大力却将之误读为欧立德只不同意“全盘汉化”，还要自问他为何不可用“全盘汉化”？他当然可用，但他是否也是要将汉化解作“全盘汉化”，以便否认汉化？我在“敬答”一文中，劝姚不要再硬拗“全盘汉化”，可惜他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一口咬定我是“全盘汉化论”者，有这样蛮干的吗？
    姚大力说我单挑“汉化”，就是他不读何炳棣原文的乱点鸳鸯谱，何文不仅指责而且抗议罗友枝单挑汉化。罗既然单挑汉化，何老先生当然以“捍卫汉化”回应，如果罗不抨击汉化，何又何须“捍卫汉化”？无“的”哪有“矢”啊！可是姚大力仍然要批评何文只谈第三条的汉化。姚大力似乎还是搞不清楚，新清史不是要对“汉化”作正面的反思，而是根本质疑“汉化”此一概念与用法，甚至指责“汉化”乃现代中国民族沙文主义的产品，但姚大力仍然认为，新清史的“汉化观”没有什么不对。关于新清史的“汉化观”，我在前文已经详述，就请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大清帝国既然拥有内亚，具有内亚属性，自不待言，谁会去否定内亚属性？但姚大力却“又惊又喜”地发现我承认了新清史的“内亚视角”。请问我个人以及所编的整本书，何来否认“内亚视角”的言词？关键是否如新清史所说，清帝国拥有辽阔的内亚之后，就成为内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了？甚至中国竟是内亚帝国的一部分？姚大力对此最关键的问题，却推说由于篇幅所限，不予表态！（事实上，他浪费了不少笔墨大谈一些毫不相干的事。）他难道看不见，新清史夸大内亚属性之后，认为清帝国融合两种传统之后，是一内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了，也就不是“中国的朝代”。这是新清史的论断啊！姚大力却对我大兴问罪之师。他引用我的结论，不提我的论证，大骂“错乱”。正因为此乃有关清帝国性质的大问题，所以我们提出“商榷”，以回应新清史，主要反驳清帝国是内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之说，未料却触老姚之怒。欧立德厚达五百八十页的大书《满洲风》（The Manchu Way，编者注：又译为“满洲之道”）以八旗与族群认同为主题，包含甚广，绝非如姚文所说“继续维持满汉界别”。他是要以“满洲风”来取代“中华风”（The Sinic Pax）的。然而“满洲风”能取代“中华风”吗？显然不能！就拿八旗来说，乃满洲最根本的制度，请问满族入关之后，清帝推行的是传统中华一人帝制，还是八王共同议政制？答案不是很明显吗？姚大力认为内亚的政治文化资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却不说哪些政治文化资源，也不说“至关重要”到何地步？是否如新清史所说，重要到已不能再称作中华帝国了？姚大力说，有理由把清与汉、唐、宋、明的“统治体制区别开来”。汉、唐、宋、明都是中华帝国，区别开来清帝国即非中华帝国了？那岂不就是清不是继明，而是继元。言下之意，岂非与中华民国只能继明的说法相当一致。这种主张姚大力能接受吗？没想到他居然说，在汪荣祖的心目里，“满洲传统根本就不属于中华传统”！他老兄代言错了，须知这话是在新清史诸君的心目里，不是在我的心目里。他对“代言”一词，似甚敏感；其实我毫无贬损之意。你觉得产品好，为之代言，应该是光荣的事啊！但“代言”绝不可不诚实。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满族入主中原是要做中国的皇帝，国号曰清，建都北京，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毫无疑问在中原。清朝治理内亚的方式与中原不一样，因地设施，无足为奇，因仍在中原的中央政府掌控之下，更何况地处内亚的新疆后来也成为中国的行省。何炳棣说清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原而非内亚，并没有认为汉化是清帝国成功的唯一原因，他一共举了五个原因，但他认为清帝国统治政策的核心仍然依赖传统中国的政策。这话并没有错，但姚大力偏偏要将何先生定型为一“尺有所短”的“极端汉化主义者”！中原汉人与汉文化对大清帝国的贡献，何先生已经讲了许多，姚大力不妨多讲一点内亚的政经文化资源对清帝国的贡献，如果能证明内亚的资源大于中原，足可以“内亚帝国”代替“中华帝国”，则新清史诸君必乐见姚大力能青出于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