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帝国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多民族政权，中华帝国从秦到清，一直是多民族互动的天下。所以甘德星证明康熙自称中国皇帝，至关重要，然而姚大力却说不重要。新清史认为满洲人“打扮成汉人的统治者”；换言之，实际上并不是，只是“打扮成”。西方学者往往把非汉人统治的政权视为“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所以那王朝是征服者的王朝，而不是被征服者的王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外来政权”，也就不是“中国的朝代”。这不是“奇谈怪论”的“大翻案”吗？我并没有说错啊！我曾一再“敬告”姚大力，洋人只认汉人是中国人，中国学问叫“汉学”，满人、蒙人、藏人都不是Chinese，但老姚还是听不懂。所以我说美国人知道自己是多民族国家，却不知中国也是一多民族国家，然而姚大力居然莫名其妙地说我也不知道中国是一多民族国家，能够这样子乱说话吗？满洲族群像汉人一样具有血统观念，然经过长期的历史经验，最终成为“历史民族”，也就是多元的中华民族，但满人或汉人都不宜被称作“历史民族”。满洲认同没有消失又如何？我曾一再提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两码事。中国人的省籍认同也从来没有消失过，不是吗？
    姚大力说：“汪荣祖主张若非汉化，即成外国的说法。”请问我在何处说过这句话？此犹如洋人所说“把你的话塞进我的嘴里”（put your words into my mouth）。将汉等同中国是西方人的主张与说法，所以他们虽然把中国历史上非汉人政权写入中国史，但视为“外来政权”或“征服王朝”。事实上，这些王朝无论五胡、辽金元清绝非外国，即使是少数民族政权，仍然是中国。姚大力提到吕思勉，原来是要借吕氏之口，指元朝不是中国。吕先生那一辈学者于辛亥革命后仍具浓厚的夷夏之辨的思想，忘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更不应套用外国名词，把元代视为“殖民地时代”，因大元就是中国的国号，蒙古人入主中原也是要做中国的皇帝，忽必烈又称元世祖，也是中国的庙号。姚大力是元史专家，应该知道得更多。他也应该知道，即使吕先生虽不恰当地把元朝视为“殖民地”，但仍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不是吗？但他却以我认为写入中国史，就是把元朝视为中国，有违吕先生的本意。台湾从1895年到1945年是真正的日本殖民地，蒙古人到中国成立元朝，日本人并未到台湾成立和朝，两相比较就知道，说元史是中国被殖民的历史是不符事实的。然而台湾五十年被殖民的历史仍然要写入台湾史，不是吗？美国殖民时代也是美国史的一部分啊！老姚未免少见多怪矣！他更借此大玩文字游戏，莫名其妙说我“清朝若非全盘继承汉家传统，即失去代表中国之资格”。我在哪里说过这句话？我一再说过，所谓“全盘汉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假议题，我一再说过大清足有资格代表中国。认为清朝不代表中国的是新清史诸君啊！他居然还要反问我，“清朝到底还算中国吗”？ 此一大哉问，你应该去问新清史诸君啊！需要“错乱”地问我吗？
    我在“敬答”一文中指出，清帝国不能与俄罗斯帝国相提并论，因看起来都是“早期现代帝国”，但貌同心异。姚大力不能理会，写了一大段来反驳。他接受俄国晚至十九世纪末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说法，但同时又确定俄国是已奉行帝国主义的帝国。按十九世纪末的“新帝国主义”的特征是向海外扩张夺取资源、市场与劳力。请问若非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阶段，会有“新帝国主义”的出现吗？无因能有果吗？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有其洞见，西方学者也未尝因人废言。即使不是“最高阶段”，也必须要有相当阶段才可能发生。姚大力问我“是不是社会发展五阶段的追随者”？这话在我听来相当意外，因我一直认为任何学说，只要具有批评的眼光，都可为我所用。学术不是帮派，谈不上“追随”。若具有批评的眼光，就不会将一偏之说视为“主流”或“定论”。如姚大力跟着有些西方人，将帝俄视为“专制的和集体的非欧洲帝国”，真不必人云亦云，何不独立思考一下：帝俄不是欧洲国家，难道是亚洲国家？即使可称“欧亚帝国”，重心还在欧洲吧！
    说到“资本主义”（capitalism），最基本的概念是一以资金牟利的经济制度，无论制造业与服务业都是为了市场供需，最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没有政府干预的私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但纯粹的并不多，即使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模式”也多少有不同程度的“公有”与“控制”。有此基本概念，就不必从一些译书中找些说法，在抽象的名词里打滚，作言不及义的解释。姚大力要“把克利欧还给克利欧”，那就请克利欧出来说明具体的历史事实，看看十八世纪的帝俄是不是已进入资本主义。
    俄国的彼得大帝与清帝国康熙大帝同时，已开始全面欧化，将俄国带入西欧世界。他在俄国薄弱的基础上建立了大规模的重工业，大大发展了纺织轻工业，输入各种新型的制造业，以及成长四倍的国际海上贸易。在1695年俄国只有十七家铁工厂，到1725年增加到二十五家。彼得大帝发展工商政策的目的，固然是要富国强兵，由政府主导，但至1725年乌拉地区（Urals）百分之二十的铁产已由私营，而早在1716年，高质量的俄国铁器已出现在伦敦市场。当彼得大帝驾崩时，俄国所出产的生铁已经略微超过英国，二十五年之后远远超过英国。到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俄国已取代瑞典成为欧洲最大的铁生产国。从1710到1725年间，不少国营工厂转为私营，彼得大帝也以优惠条件鼓励创办私人企业与公司。其实他早在1699年就已大力推行仿效西方开设各种不同项目的工商业公司，发展贸易与各类制造业，他也从大商人与制造业者那里得到相当多的资金来发展工业与科技。有此工商政策，俄国的国际贸易额在彼得大帝任内已成长了四倍，且在整个十八世纪持续不衰。所以俄国东进到内亚与东亚以及西伯利亚，主要也是为了追求资源与商利。请问十八世纪的俄国有轻重工业、有各种制造业、有私有资本、有国际贸易与市场经济，以及有追寻庞大利益的工商政策，如何能否认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呢？在历史女神面前还需要引经据典来强辩吗？姚大力相信俄国晚到十九世纪末尚非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太“冒失”了吗？他想送给我“冒失”的帽子，还是还给他自己吧。
    反观十八世纪的大清帝国也在盛世，康熙大帝虽从耶稣会士（Jesuits）得到西方的讯息，对西学也发生兴趣，但几乎完全没有反映到国家政策上来。康熙经营的仍然是传统中国的朝贡体制，到乾隆晚年英国派使臣马戛尔尼（George McCartney）来华要求通商，仍遭到拒绝，就是不愿意放弃原有的体制，被西方人称为“迟滞的帝国”（Immobile Empire），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入侵，李鸿章才惊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很明显的，清、俄虽同为“早期现代帝国”，但一进取，另一守成，两大帝国的性质根本有异。我说“貌同心异”，姚大力不能会意，只好再列举一些众所周知的史实，供他参考。
    姚大力也不能分辨侵略性与防御性的扩张，其实略观明清史便知，北方蒙古的威胁是一贯的。明朝无力进取，只能筑边墙，做最保守的全线防御；清朝具有的长城以北以及内亚的优势，才能做进取的防御，建立满蒙“旗盟制度”，目的是和平相处，分而治之，以策安全，与西方的殖民制度，乃两码事。康熙征讨准噶尔蒙古，因噶尔丹破坏此一安全体系，入侵内蒙，逼近北京。我在“敬答”文中有详细的叙述，但姚大力仍然不能判断康熙征讨噶尔丹的动机。就拿姚大力提出来的“义利之辨”来说，西方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几乎全为了“利”，然而清帝西征有何利可图？多的是劳民伤财，乾隆十大武功反而成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大清既然是为了北疆的安宁与安全，可称为“义”。无论如何，清朝在内亚的建制不能等同西方的殖民制度，吴启讷在我所编书中已经详述，不必再赘，唯不知姚大力能否接受耳。至于扩张动机的善恶固然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未尝没有公正客观的可能性，至少善恶有程度之别，我想姚大力也不至于认为大清的扩张与新帝国主义的扩张是一丘之貉。善恶也未尝没有一致性的判断，像二战前德国与日本的扩张，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会说是“善”的。我说美国人都知道美国的西进运动，濮培德当然知道，但他却以双重标准来指责清朝的西进。姚大力未看懂，却指我说濮培德“不是美国人”！
    姚大力显然对后现代理论很感兴趣，所以引福柯讲“话语”（discourse），但贸然引用，言不及义，甚至不知所云，更不相干。我既不曾说新清史是“话语构建”，也不认为是言之成理的“理论”，主要是明明白白的“翻案”。姚大力明确想要指出的，其实是所谓“实证史学偏见”，他要重“理论”轻“考据”。他说“崇尚考据本来是对的，但光凭考据无法完成史实重建的任务”。这不是废话一句吗？考据原是做学问的方法或工具之一，光凭考据当然无法重建史实；然而如无严谨的考证，重建的史实能不“地动山摇”吗？他又贸然引用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的一句话，不知上下文的读者有点不知所云、不解何意，更无法掌握这位著名英国历史哲学家的要旨。柯氏反对的“实证史学”是指将史学科学化或遵循自然法则的史学，如布雷（John Bury）与韩贝尔（C. G. Hempel）等人的主张，因他认为历史与科学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他认为历史不可能重建，只能“重演史事于史家之胸”（re-enactment of past experiences），但运心重演往事，并非全凭主观空想，仍然需要文献佐证。他在自传里说得尤其清楚，解决历史问题必须要抛弃猜测，而须充分满足证据所需。在此不宜多谈柯林武德以免节外生枝，总之他对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实证史学仍有敬意，考据也绝非“历史编撰学的消极遗产”。据我所知，韩儒林就自西欧汉学中师承兰克的治学方法，专攻蒙元史，擅长以多种语文史料校订互勘，对名物制度的考证，成就最大，如一一考出成吉思汗十三翼每一翼的人名与部落名。考据不能“完成史实重建的任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