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参政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有着高度的自觉，对于自己与政治运行、政治输入及输出关系有着高度的认识。在晚清，由于特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特殊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国民参政意识可以理解为当时各个社会阶层对于自身在维护民族独立、变革传统社会秩序中所应担负的责任有着自觉认识的主体性参政意识，以及在原有体制中本能地或被动地履行自身政治责任的无主体性参政意识。国民参政意识的强弱程度及其属性，是制约中国近代化程度深化与否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
    一
    自秦伊始，国家家族化、家族父权化使中国日益成为宗法等级至为缜密的专制大国。从家天下的狭隘政治目的出发，历代统治阶级无不利用专制王朝的政治强制系统和封建伦理的心理调节机制，来遏制国民那种对于自身生活范围以外事物的探求欲望，压抑他们因不满社会现实而希图有所作为的创造灵性，以致历代“中国之人，以国家为朝廷之私物，……故于国家之兴亡亦视为朝廷之私事”（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772页。（下称《时论选集》）。）。在整个民族心理机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参与意识，养成诸如“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的政治依赖与盲从心理倾向（注：《论语·阳货》。），使得国家和民族的沿革成为少数上层分子操纵下的周期性政治循环。
    时至晚清，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群众，依然“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锄垄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注：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50页。）。他们是清王朝得以生存下去的主要社会基础。然而，农民这一庞大社会阶层，却是晚清自觉参政治意识中最为薄弱的。他们广泛的政治淡漠感，决定于以下几种历史条件：
    农民的生存环境是造成他们非参与意识的最根本社会条件。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罗伯特·Ａ·达尔曾经论道：“一国中政治资源在人民中的分配方式，趋向于因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异，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在农业社会的国家中，政治资源的分配最不平等”（注：罗伯特·Ａ·达尔著，王沪宁译：《现代政治分析》第119页。）。在漫长封建社会的中国，分散闭塞的单一村落自然经济，农民群众“夫种妻儿获，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注：《白居易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8页。）。在如此社会环境下，农民男耕女织，生息繁衍。久而久之，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其政治影响最终表现为政治权力支配社会。更有甚者，晚清殖民经济的冲击和腐败朝廷的多方盘剥，使农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又进一步窒息了其参政意识，虽“虐之以田主，虐之以官长，虐之以吏胥，虐之以土棍，务使之鬻其妻其典子而后已，然若辈不敢动也。朝廷派设官吏，以某官剥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辈不与闻也。而遑论夫所谓参政权，而遑论夫所谓选举权！亦不过吞声饮泣，诿之于命而已矣”（注：《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75页。）。农民生存环境的封闭和经济上的贫困，从根本上制约了他们自觉要求参与政治的欲望。
    专制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以及传统习惯势力，是阻碍农民积极参与政治的又一社会因素。
    俄国专制女皇叶卡捷林娜曾经语及臣下，如果农民到了受教育的时候，也就是她的统治垮台的时候。这可谓道出了所有封建统治者的共同心声。没有一个专制君主希望其百姓掌握一定的知识以越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而导致统治秩序的紊乱，故而他们把农民的不识不知看成是顺天之责，“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注：《严几道诗文钞》卷3，第7页。）。这样，中国农民所受专制愚弄之苦最为严烈，“驯伏柔顺，安之若素，似性质然者，驯之易姓受命之事，而恬然不以为怪”（注：《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68页。）。封建王朝惯用的愚民政策使广大农民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有人曾说他们“蠢如豕鹿，姓名不能书，条教不能读者，吾反见其如林鲫也”（注：《时务报》第33册，第28页。）。更何况“廿四朝历史、十八省地理、自幼稚而少壮，眼中耳中脑中，未尝经一二感触”（注：《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53页；下册，第582页。）。在此种愚昧状态下，农民获得社会知识的来源主要是传统习惯、家长的训诫和政府的法令。于是，非参与意识就通过父辈与习惯渗透到下一代心理中去，对于民族国家生计，往往是置若罔闻，无怪乎革命党人愤然慨叹：“政治思想之薄弱，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幼稚，莫吾中国人若也”（注：《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53页；下册，第582页。）。大多数农民群众的这种政治淡漠态度，使得中国的社会进步失去了最为主要的群众基础，极大地削弱了推动近代中国进行社会变革的基层力量。从而可以说，广大农民的消极参与意识，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巨大惰性力量。
    革命志士陈天华出于对农民政治淡漠感的焦虑，说他们“被那君臣大义的邪说所误，任凭什么昏君，把百姓害到尽头，做百姓的总不能出来说句话”（注：《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77页。）。这可以说是冤枉了一部分农民群众。在被逼到死亡线上的农民心里，也曾经被求生欲望激发起参政意识，产生向封建统治者或外来侵略者争夺生存权利的要求，像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等，都以暴力手段向中外邪恶势力显示了他们对于不公正社会的极度不满，使历代受到压抑的潜在参与意识得以被动地发泄。然而，尽管他们这种无畏的义举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使农民的参政意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这种意识毕竟是一种不自觉的低层次的政治效能感，其内涵无非是固有政治结构在农民头脑中的翻版。由于农民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下和村落社会中，传统等级伦理观念虽然受到他们一时的反叛，但它在农民心理中造成的定势和沉淀却依然顽固地存在，规范着他们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视野。所以，农民不可能孕育出一种对于变革旧统治秩序真正有所裨益的意识，农民参政意识的最高境界只不过是“有福同享”的乌托邦平均主义构想。他们只能是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而决不是新制度的缔造者。尽管如此，我们也应看到，晚清农民群众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对于封建专制政体的破坏活动，是他们在近代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决定因素。